我们在对女子学院组织社区姐妹合作社的跟踪调研中感到，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和价值理念为妇女组织起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制度优势和精神支持。社区合作社是促使妇女参与经济，维护权益、合作共赢的好形式，当家作主、活出精彩的好家庭。但是，女子学院组建社区姐妹合作社遇到的法规、体制、人才、市场、资金和培训等问题，成为影响社区合作社发展的“坎”。通过对女子学院及其社区姐妹合作社的经验和困境的研究和思考，为政府建言献策，在城镇化建设中，积极组织多种形式的社区合作社，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和家庭手工业，让弱势妇女自立自主自强，活出精彩，实现梦想，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合作社的活跃“身影”。据统计，截止2013年3月，国际合作社联盟已拥有来自96个国家的271个成员组织，近10亿合作社成员。在农业、工业、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广泛存在。在失业率高达25%的阿根廷，有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一批破产或停产的小企业的职工接管了企业，成立由职工自主经营的合作社，不仅使已经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也保持了自己的就业机会。又如上世纪末西班牙经济危机时期，巴斯克地区合作经济组织的员工失业率仅为0.6%，而同一地区的非合作经济组织员工失业率高达27%。欧盟体的有些国家在解决就业的实践发现，组织合作企业比个人独资创业的成功率要大的多，其中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社联合体是国际合作社的典范。从国际合作社联盟100多年合作社运动的发展历史看，引导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群体的劳动者组织合作企业，是解决社会就业，提高劳动者收入，保持社会稳定的成功经验。

    由于封建专制的影响，妇女在家庭，社会中总处于弱者地位。在社会转型时期，一系列歧视女性、制约女性的政策、制度不仅严重阻碍了女性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且使女性的弱势地位更加弱势化。前几年社会上还掀起一股“让女人回家”的言论。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一方面，工厂倒闭、企业改制、机构归并等情况时有发生，导致员工分流、下岗失业，其中女性占很大比重。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了大量失地妇女，她们面临着就业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另一方面，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流入，带来了数以万计的外来媳妇，“人生地不熟”造成的生活不便，加之务工期间，职工权益时常得不到保障。因此，下岗女工、失地妇女、外来媳妇成为是妇女弱势群体中的特殊对象。弱势妇女中普遍存在“三大三低”，一是年龄大，文化水平低；二是家庭责任大，社会地位低；三是无业比重大，经济收入低。据2010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女性人口流动与变化趋势分析》报告指出，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农村女性因经济原因流动占46.5%。上海市妇联曾对1080名上海女性进行问卷调查，影响女性就业的三个最主要因素是年龄、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所占比例分别为29.9%、23.3%和15.6%。88.9%。失业女性在最近一年内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就业培训。

    弱势妇女在兼顾家庭和工作的问题上常常会陷入两难境地。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灵活的就业方式与开展劳动技能培训是她们迫切的要求。女子学院由民间志愿者自筹资金、自愿组织，创办于1994年6月，是一所以困难女性群体为教育主体的平民学校。18年来，学院始终坚持发扬陶行知先生所倡导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始终坚持“爱满天下”的女子平民教育宗旨和定位，先后为上海、内蒙、江西、山西等地的困难群女性，进行了20多种专业的、3万多人次的、全免费的实用技术培训，解决了许多失业女性上岗就业和农村妇女脱贫致富的难题。2000年起，学院又开设了具有女性特色的绒线编织、抽纱布艺刺绣穿珠、丝网花艺术等课程，及具有专业大专水平的服装工艺课程。学院通过推荐用工、联系安排实习岗位、支持鼓励自主创业等形式，使许多学员获得了技能实践与工作历练。难能可贵的是，在工合国际和社会力量的帮助下，王翠玉院长和她的姐妹们探索把女子平民教育与组织妇女合作社结合起来，先后帮助上海部分学员自下而上组织成立了18个社区手工编织合作社，倡导“手拉手，一起干”，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理念。其中，五角场欣星姐妹合作社、宝山通一姐妹合作社等6个合作社都曾荣获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与加拿大合作社协会联合颁发的《优秀合作社推广工作组织/单位》的称号，还培育了一批以五角场姐妹合作社社长黄瑞芳为代表的热心为姊妹们奉献合作社带头人。学院17次获得全国及上海市各类先进称号及荣誉奖项。

    新中国建立后，1958年党和国家曾号召成千上万家庭妇女走向社会，开办里弄生产合作社，迅速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和自立自信。改革开放初期，各行各业兴办集体合作企业，解决大量返城知青、国企分流人员和家属工以及征地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保证了社会稳定，也为弱势女性提供了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今天，面对城镇化中出现大量的失业女性、失地妇女、外来媳妇，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不仅要大力扶持和鼓励弱势妇女参加再就业培训，通过“买岗位”让她们参与经济活动，更为有效的路径是应该积极倡导她们“手拉手一起干”，组织社区合作社，依靠自己实现人生的梦想。这是一件关系到妇女自身，关系到每个家庭，更是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必须解决的大事情。

    2、社区合作社有利于培养妇女的互助意识，形成了自强不息、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傅佩英原是一位协保在家的女工，在女子学院的栽培下，改变了她最先“待岗度日”的消极思想，树立了努力奋斗、重头再来的决心。通过自身不懈地努力，不仅掌握了新的上岗技能，成为“通一”姐妹编织合作社的社长兼产品设计师，还义务成为了女子学院手工编织班的实习指导老师及班主任。傅佩英与编织合作社姐妹们钻研新的工艺，研发新的产品，业务蒸蒸日上。“通一”姐妹编织合作社曾成为宝山区政府直接扶持的工艺礼品基地，得到工合国际的表彰。她还担任所在居委会的就业援助员，尽心尽力办好合作社，吸纳更多的下岗女工，外来务工女性，帮助她们摆脱生活上的窘境，走上团结互助的致富之路。2003年、2004年，傅佩英相继被评为“宝山区先进就业援助员”与“上海市促进就业先进个人”。在合作社的大家庭里，傅佩英和她的姐妹们用实际行动诠释弱势妇女在逆境中抱团创业，实现人生梦想的故事。

    4、社区合作社有利于培养妇女的奉献意识，弘扬了关爱自己，乐于助人的先进文化。王翠玉院长为代表的“女子学院人”身上的“奉献精神”深深感动了她的学员和合作社的姐妹们，在她们中间出现了一个个自强不息，乐于奉献，活出精彩的典型人物。陆卫平在1994年下岗回家，并遭遇离婚变故，当时为应对女儿高昂的学费，四处寻找能为下岗女工提供免费培训的机构。在女子学院的帮助下，2004年，她如愿获得了学院与东华大学联合颁布的《服饰工艺》专业合格证书，并担任学院绒线编织培训班的指导老师。陆卫平的女儿考上了复旦大学的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并主动兼任学生辅导员。正像她女儿所说“女子学院帮助母亲重新实现了自身价值，圆了她的大学梦想。母亲又把这份爱给了我和她的学员们，我希望将来也能成为一名教师，将这份爱传递给更多人。”

    四、社区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政府对社区合作社的扶持存在“过度、不足、空白”。

    3、社区合作社带头人“难觅”。

    五、发展社区合作社的思考与建议

    2、从各地实际出发，恰当地调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适用范围。

    3、政府部门要鼓励和扶持社区合作社成为发展社区服务业、家庭手工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主力军。

    4、倡导“合作社之间的合作”，积极发挥联合经济组织的作用。

    要发展“纵向”的联合。为了提高社区合作经济组织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必须在社区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县、市、省、全国的合作社联合组织，才能进一步把合作社“抱团”推向市场，在生产加工、生产资料供应、产品销售、技术信息传递和教育培训等环节，建立畅通的合作链条。这种不同层面的合作社联社使弱势群体的合作社真正有了“靠山”，有了话语权，同时合作社联社也是政府指导和规制合作社发展的好帮手。如加拿大合作社协会、日本农协、荷兰蘑菇合作社协会等合作社联合组织，政府部门依托和支持这些合作社联合组织对各类合作社开展日常管理、指导，加强对各类合作社之间的合作进行引导与服务，组织国内和国际上更大范围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