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合”之初
——海伦·斯诺在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中迄今尚未披露的特殊作用
·安 危·
1985－1986学年度，我在美国康州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作住校访问学者。春假前的一天，有几个学生在网球场上大声交谈，我听见有一位喊了声Gung Ho！
身在异邦他乡，听到有人使用中国语汇“工合”，使我感到震惊，感到兴奋。我走过去，问她是不是常用这个词。她的回答是肯定的。
“那么，你知道这个词的词源或来由吗？”我又问。
她回答说：“不知道。”
后来，我向我的学生和同事，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也得到了同样的回答。从那时起，每当我应邀演讲，介绍我对海伦·斯诺生平和著作的研究情况时，我常常喜欢用Gung Ho这个词语掌故，作为我的开场白。我的听众对这个掌故，总是兴致勃勃。事实上，对“工合”故事如痴如醉的，不仅是当今的这些无名小卒，而且也有历史上的显赫人物。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几周，埃莉诺·罗斯福在她遐迩闻名的专栏《我的一天》（1942年2月26日）里写道：“回到白宫，我同埃德加·斯诺先生和夫人，进行了一席最有趣的谈话；他们从中国回来，大约已有一年时间。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斯诺夫人兴致极高。工合运动接受的援助，来自一切对中国工业有兴趣的人们。他们自己造机器，逐渐取代全由手工完成的产品。看起来，借以为人民谋求较好的生活水准，这恐怕是最好的基础了。”
本世纪四十年代初，尼赫鲁把尼姆·韦尔斯（海伦·斯诺的笔名）著的《中国为民主奠基》作为教科书，在印度办起了五万个工业合作社。到了八十年代，印度工业合作社社员总数居世界之首，苏联居二，美国居三。当谈到工业合作社的伟大意义时，尼赫鲁在1942年就写道：“在当今战乱的世界，这些合作社的民主基础以及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和意义。政治的民主，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得以生存；如果说在其他别的基础上也能达到此目的，那是值得怀疑的。”尼赫鲁接着写道：“未来很有可能把我们和别人，都引向一个合作联邦的道路；如果整个世界要从当前这个战乱不休的野蛮状态中崛起，那么，将来很有可能非以类似的方式组建我们这个世界不可①”。
众所周知，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崛起于中华民族的危难之中，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不断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目睹工业合作社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国家蓬勃发展的景象，我们理所当然地就回想起五十年前那几位创始工合的人们。
那么，工合最初是怎么兴起的？‘工合’思想又从何而来？不久前发现的埃德加·斯诺1940年为《中国为民主奠基》香港版写的“前言”是这样写的：
“正如在全国数以百计的繁忙的手工业作坊里被认识的那样，‘工业合作’首先是尼姆·韦尔斯脑力劳动的产物。正是她，首先使路易·艾黎对建立工业合作社的可能性发生兴趣……这一事实，在他最近出版的小册子《工合两年》中，得到了艾黎先生的慷慨认可。”
埃德加·斯诺接着写道：“主要是由于尼姆·韦尔斯的有力促进，艾黎和他的“培黎”技师们才草拟出这个计划的技术细目，从而成为中国经济及社会变革的一个如此重要的典范。要不是她独到思想的正确，要没有她坚信不移和积极热忱的精神，这个运动就根本不会发生。”
“工合”产生的背景
为了对中国工合运动的初始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我们还是把它的背景追溯得稍远一点儿。
海伦·斯诺在延安度过了1937年的整个夏天，采访、收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资料；而她的丈夫埃德加·斯诺在北平写作他后来蜚声全球的《西行漫记》。在延安期间，抗日战争正式爆发，旅途交通非常危险。9月21日，埃德加·斯诺与詹姆斯·贝特兰去了西安，稍费周折，就接上了海伦。斯诺夫妇从那儿直去青岛休养，呆了一段时间后，埃德奔赴战区采访，海伦独自回北平医病。
1937年11月，海伦·斯诺从天津搭乘近海汽轮，前往上海。埃德加·斯诺和J·B·鲍威尔在码头迎接她。斯诺一看见海伦带来的一大堆行李，非常反感，差点儿不让从船上卸下来。然而，海伦却迫不及待地去打问别的事情：
“没有机器，中国怎么能对日作战？”她很想知道这一点。
“中国70％的工厂在上海、无锡一带”，鲍威尔说，“其余的，多数在汉口。”
他们坐着出租车，穿过了使人难受、令人窒息的难民群。
“一定有六十万产业工人失业，眼看着在大街上死去”。鲍威尔补充说：“我正在牵头搞一些红十字项目，我们招架不住啊，企图采用施粥站的办法解决救济问题，在中国也成了荒谬可笑的事情了。”
“实际上，中国人没有及时搬迁出一台机器”，斯诺向鲍威尔说道，“在日本人把那些机器一片儿不留地运走之前，难道没有办法让政府从长江三镇搬出一些吗？”
“在中国，从来还没有那种事”，鲍威尔若有所思地回答。
海伦抵达上海后的那个星期天，斯诺夫妇应邀同路易·艾黎共进午餐。在此之前，海伦还没见过路易，午餐一见面，就立即喜欢他。路易当时任上海市政委员会工厂视察员，是中国工业及劳工方面的专家。
路易和埃德在讨论中，谈到如何使中国政府利用其仅有的一点点水陆运输力量，在日本占领诸如汉口之类的城市之前，把那些庞大的工厂统统迁走。他们俩没有一个人认为有这样做的机会。海伦一直苦思冥想的，不是那些大工厂，而是如何去组织部分失业难民，生产自给，支援抗战。
日寇占领区对外开放之前，路易带海伦坐上官方的小汽车，共同视察了一次被洗劫一空的工业区。这次视察中目睹的事实，使海伦陷入了深思。
12月的一天，寒风刺骨，海伦来到了浑浊的黄埔江边。那时，上海之战刚刚结束，市内狼烟依然未息。日本的汽轮，已经装上了掠夺到的机器和废铁，准备驶回他们的岛国。放眼沿江一带数英里内的战争废墟，海伦·斯诺被惊呆了。
众所周知，日本征服中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攫取中国的市场、资源和原料，就是要阻挠中国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国，惧怕中国利用自己的这些优势，从此崛起，与日本的工业处于竞争的地位。因此，日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要把中国所有工业夷为平地，把一切可以搬动的机器和废铁，统统运回日本，为己所用。当日本占领了上海、无锡地区时，它就能够摧毁全国现代工业的70％。日本轰炸的目标，一直对准着中国的所有工厂，其目的就是要摧毁中国后方的生产能力。
“工合”思想的起源
几天之后，海伦陪同斯诺去约翰·亚力山大在上海的宅院，出席他和他的夫人斯特拉主持的晚餐聚会。约翰是英国外交官，他的妻子是位家居上海的美国人。
谈话期间，约翰明显地流露出，他是合作事业以及‘合作联邦’思想的坚决支持者。他们“谈起了解决战争经济根源的途径”，约翰·亚力山大“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当今世界，应该在合作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作为一种进行民主工作、避免战争的手段②”。海伦·斯诺反对合作解决的主张，因而争论起来。最后，约翰断然陈辞，驳倒了海伦的观点。约翰说：
“在任何一种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别的什么社会，相互合作都是民主的基础。不要为了反对合作再争论下去了，因为无论什么，都可以在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③”。
在这次讨论中，他们没有谈及与工业有关的合作问题，也没有提及与中国有关的合作问题。然而对海伦来说，这却是一种崭新的观点。
斯诺夫妇一到达麦得赫斯特公寓，海伦的思想就开始活动起来，久久无法入睡。她想，如果英国领事迷上了欧洲的合作事业，他们也得把中国的这种事业推动起来。中国要是这么做，英帝国不会反对，美国也不会反对。海伦说：“关于中国腐败无能的政府内部的各个派系，黄敬给我讲得够多了。我们要给以‘宋家王朝’为首的欧美派做工作，征得他们的意愿，允许进步事业的存在——这也会把传教士们争取过来。”
亚力山大激发了海伦·斯诺对合作事业的构想。
翌日一早，海伦醒来时还在做着‘合作’梦。她似醒非醒，解决中国主要问题的方法，刹那间闪现在她的脑际。为什么不把中国的工人组织到合作社里来，自行办社，自行管理呢？这是一条通向工业革命的道路，是一条组织失业难民去内地生产、支援抗战取得胜利、使乡村持久繁荣昌盛的道路。未来中国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这都是民主的基础；有朝一日国共两党停止了内战，这儿就是欢颜于好的中间桥梁。
在海伦看来，上海的少数工人到内地去，用自己的双手，建起自己的工厂，生产战时经济急需的物资，繁荣市场，似乎是一件符合逻辑的事情。她联想到历史。人类建设一块大陆所需要的一切，只是一把斧头，一本圣经。英国殖民者什么东西也没带，就来到一望无边的荒野；他们的后代开拓边远地区，也没想到要离开那儿，上别处很快建起自己的殖民地。她自己的先辈在美国西部大沙漠里能定居下来，也是这么干的！他们当年甚至没法补充自己的劳力——他们除了两只手，什么也没有。
寻求支持
对海伦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她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表达。她说：“我记得起初想叫‘工人生产协会’或‘工人合作社’。我丈夫许久看不出这一狂热想法的意义，当我设法改变来访者和中国人的观点时，他总是反对”。因而，海伦坚持同每一个来斯诺公寓访问的人，讨论她尚未形成的思想，以便得以实施。
以海伦之见，被她第一个说服的人，是斯诺夫妇的好朋友、前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梁士纯先生。抗战爆发后不久，梁先生辞去了燕大的公职，来到上海，帮助组织教育界、市民界、文化界抗日团体，撰写文章，宣传日本侵略对中国造成的危机。这一工作，使梁先生与上海社会的自由主义分子和抗日分子有所接触。在工合组建的最初阶段，他的这些联系和交往，对‘工合’思想在上海的实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在梁先生公开表示支持海伦的想法之前，他似乎想确证一下，海伦本人的丈夫也认为这件事值得一搞。
最初，埃德加对妻子的新主意，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就像海伦早些时候一样，也像其他人一样，埃德加感到在中国搞合作，就是亲国民党，就是改良主义。因而，对于解决中国紧迫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军事问题，都是毫无意义的。
正如海伦回忆的那样，最初打开埃德加的脑门、认真考虑这一意见的，还是他从陕北采访笔记中发现的一个史实。远在长征之前，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江西苏区，已经存在着一种叫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因此，他才相信这个想法会行得通的。“从那时起，他再也不冷嘲热讽了”。埃德加·斯诺开始看到，有可能把这个想法同自己的‘搬迁工业，支援战争’的主要兴趣结合起来。用原始的方法，远距离搬迁生产机器，到了新的地区，在操作熟练的技术员的指导下，重新开始生产——对于这样的设想，斯诺毫不怀疑，因为他知道，共产党人在长征期间，用这个办法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绩。
斯诺的想象力被激发起来了。有一天，他想出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术语 ——“工业合作社”（路易·艾黎后来缩写成电报地址INDUSCO，他们也这么略称这个运动，也称C.I.C．或‘工合’）。这样以来，埃德加·斯诺举足轻重的支持，就变得热烈起来了。
海伦说：“埃德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除了埃德外，几乎没有人会支持我。如果他反对，他们就不会听我的。他的巨大作用，就是支持我，支持我的意见。”
宋庆龄一听到工业合作社的计划，便毫不迟疑地表示支持。她当时在香港，正设法为内地组织救济，包括为共产党地区建立孤儿院、提供医疗设施等项目。
与此同时，梁士纯把上海银行家的头目徐新六，领到斯诺夫妇的公寓，倾听工业合作社的情况。徐新六深知任何一种工业的价值，对工合的想法，显得比其他人更为乐观。不过，徐新六对蒋介石政府会不会采纳工合的意见，并没抱多大希望。此后不久，他去内地旅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当时，他还随身携带着工业合作社的计划，想看看他能不能为‘工合’出一把力。
探索“工合”的会议
1938年3月18日，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这也是磋商在中国建立工业合作社的一系列筹备会的第一次会议。会议记录说明，关于成立合作社的一份意向性建议，发给了与会者。建议提出，中国的工业合作社，能为好几个切实可行的目的服务，其中包括为难民提供救济，保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支援中国的持久抗战。会议参加者相信，如果中国会发生一次真正的伟大运动，把互不协调的各个政治派别联结起来，那么，合作工业就“孕育着这个运动的胚芽”。然而，会议一致认为，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将是指导他们行动的主体思想。合作社以人类的博爱和正义为宗旨，为中国人民服务。合作社的支持者们从一开始起，便把他们的纲领，同任何有可能成为政治鼓动焦点的思想标签分离开来。
在继尔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之后，埃德加和海伦，双双成为由十一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成员，负责工业合作社成立事宜。斯诺夫妇把他们的才能和经验，特别奉献给了“组织和宣传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宣传合作社的思想，争取各方面对合作社的支持，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支持。然而从一开始起，他们就认识到整个过程中关键的一步，就是要获得官方的批准，得到国民党政府给予财政援助的许诺。海伦自称道，她“夜复一夜地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总是牵挂着这件事……④”
争取官方的批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约翰·亚力山大又出现了，这是一条必不可少的纽带。海伦有点儿不好意思，显出一副谦卑的神态，在麦得赫斯特公寓的走廊上询问约翰，看他能不能想出个什么办法，使合作工业在中国创办起来。约翰咧嘴对她笑了笑，想起她在晚餐聚会上反对他的情景。他毫不踌躇地说，他将全力以赴帮忙，只是由于他本人外交官身份的缘故，绝对不能透露出他的真名实姓。
约翰·亚力山大当即就出了一个点子—— 他说，只有把路易·艾黎请来搞管理，这项计划才值得一搞。
斯诺陪同约翰·亚力山大去英国驻上海使馆，向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展示合作社总体规划。这位大使耐心听完斯诺关于合作社工业的说明之后，直截了当地问斯诺，他在此项计划中有何所求。“工作，或许写一篇报道”，斯诺回答道，“我的妻子和我准备付出时间，把这一主张推广到全中国，推广到对中国持同情态度的一切地方去。工作需要多少时间，我们就付出多少时间。给我们钱，给我们工具，我们会干起来的②”。这位大使同意尽力而为，一周之内，就成功地使路易·艾黎辞掉了市政委员会的公职，陪同他前往汉口。
1938年，路易·艾黎给浦其维寄去打出的一份长达20页的计划，名称是《乡村工业合作社：就其当前必要性的扼要说明》。艾黎给浦其维的信，称这个计划“就是我草拟的第一份原稿，在第一个黄皮小册子产生之前”；有一页注解性文字，附在这份计划上，日期是1938年10月9日，说明“斯诺夫妇正是依据这一份文件，协助草拟出第一份宣传小册子。然后，他们通过他们的关系，安排克拉克—科尔（英国驻华大使）把它带到汉口，也正是这个小册子，导致我接受邀请，办起了工合。”
海伦依然记得，赢得孔祥熙博士的支持，也并非一帆风顺。
“阿奇尔爵士把这份计划带给蒋介石夫人，蒋夫人转呈孔祥熙。当孔祥熙拒绝考虑这个意见时，蒋夫人哭了。然后，她给孔夫人谈了此事，孔夫人说服了她的丈夫，支持了这个意见。据报道，孔祥熙说过，他希望这个计划会拯救一下农村姑娘们的贞操，不要让她们流落到万恶的城市中去⑤”。
就这样，孔祥熙同意为‘工合’贷款五百万元；路易·艾黎作为这项计划的现场巡视员，便开始招兵买马了。
对海伦来说，合作社竟然办了起来，真不亚于“一个奇迹”，然而，“在山穷水尽的时刻”，她推理道，“奇迹是必然的，因而，奇迹就出现在地平线上了⑥”。
（本文是作者1987年3月4日至6日在上海“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及其他国际友人在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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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 埃德加·斯诺为香港版《中国为民主奠基》（尼姆·韦尔斯著）写的“前言”；
1940年，海伦·斯诺：《中国工业合作社创始笔记》
② 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
③ 同上。
④ 海伦·斯诺：《中国工业合作社创始笔记》。
⑤ 同上。
⑥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