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斯诺，不仅仅是一位作家
·安危·
我在1988年北京举行的埃德加·斯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经讲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海伦·斯诺的重要性及其思想价值，一定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在过去20多年里，国内外对海伦·斯诺的研究方兴未艾，不断向纵深发展。继2009年犹他州锡达城的海伦·斯诺研讨会及其雕像揭幕之后，舞剧《海伦之梦》的创作和演出，把研究海伦生平和著作、传承海伦的精神，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成为中美两国人民特殊友谊的又一历史见证。
自中国改革开放后，这位多年未被颂扬的伟大女性，终于回到了中美两国人民中间。众所周知，海伦·斯诺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新闻记者、诗人和社会活动家。她一生追求“真、善、美”，致力于促进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她的一生，同中国人民正义而艰苦的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她旅居中国10年的经历，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部分。随着海伦·斯诺研究的深入，人们不难发现，她还有许多与众不同、鲜为人知之处。
她不仅是记者，还是预言家。
她1932年冒着枪林弹雨，现场采访和报道淞沪抗战；1935年冒着被暗杀的危险，面对反动派的刺刀连续报道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达六个月之久。作为亚洲最活跃的两个记者之一，她不仅及时、客观地报道了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且还向全世界预报过即将发生的事情。
1936年10月3日，海伦在西安独家采访了张学良将军。第二天一早，她拿着起草好的电讯稿，请张学良和他的英文秘书逐字逐句地审核后，立刻返回北京，用海底电报发给伦敦的《先驱日报》。该报于10月8日在第13版发表了她的文章，大标题是：“宁愿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最早透露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信息，提前70天预报了西安事变的成因。
二战期间，海伦根据形势的发展，分析到日本对美国宣战的不可避免性。早在1940年秋，她就忠告美国公民，尤其是妇女和小孩，要尽快撤离东方。但是，几乎没有人相信会有这样的可能。海伦自己1940年12月离开中国，回国后仅仅10个月，就发生了日本偷袭美国军事基地的事件，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她记录了历史，还参与创造了历史。
海伦在中国的10年，见证了新中国由孕育到诞生的过程。她以第一手资料，记录了中国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
1935年冬，她面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满怀激情的爱国学生，海伦旗帜鲜明地公开宣称：斯诺夫妇不是中立的！她不仅报道学运，而且积极支持学运，在北京学运中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她把自己的住宅提供给学生，作为他们秘密开会的地方；她给学生出谋划策；她利用她在新闻界的关系，传播学生的观点，甚至教学生如何去宣传他们的运动。海伦是外国人，她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给了她许多自由，而学生们却没有。她能够不受任何影响地报道学生的活动，包括在颇具影响的《米勒氏评论报》上发表文章。她的写作倾向，很可能葬送她成为名记者的机会，然而，她更珍惜她积极分子的地位，她宁愿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愿成为一个被动的、历史的观察者。
1937年岁末，海伦和埃德加回到上海，目睹了日本轰炸上海华阜的狼藉。百分之八十的工厂和车间被日本人破坏。所有通商口岸城市，其状况与上海相差无几，或正在面临被日本轰炸的危险。海伦非常焦急和担心，这些上海市民变成了战争难民，涌向农村，他们可怎么生活啊？
海伦·斯诺想到自己的先辈开拓西部的经历，提出了组织工业合作社的主张，失业工人可以和农民一起，建立小型企业和作坊，自己拥有，自己管理。海伦和埃德加、路易·艾黎一起，说服国民党和共产党，接受合作社的主张，为全体中国人民谋利。
有关海伦首创工合、如何把战时救济与建立合作社组织结合起来，埃德加和路易·艾黎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所描述。埃德加·斯诺曾经写道：“工业合作 — 数以百计的、自力更生的生产小作坊在全中国兴起，是尼姆·韦尔斯脑力劳动的产物…… 如果没有她的坚强信念和热情，这一场运动就不可能发生”。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1938年在汉口正式宣告成立后，数以千计的工业合作社在全国相继建立起来，各种各样的生活日用品，被合作社大批地生产出来，及时地、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军民的需要。海伦没有像路易·艾黎那样在现场组织合作社，而是不知疲倦地开展求援活动，在美国、菲律宾等地，为工合筹措资助。这些活动，都是在以宋庆龄为主席的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海伦和普爱德一起，在纽约成立了美国支援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并亲自担任副主席。美国总统的母亲安娜·罗斯福担任荣誉主席，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是赞助人。该委员会为中国工合筹集了五百万美元的战时救济金。
海伦·斯诺以尼姆·韦尔斯为笔名，撰写了许多关于工合的文章。她的《中国为民主奠基》（1940年纽约出版），是一部唯独仅有的关于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专著。后来，这本书在印度再版，印度总理尼赫鲁为其写了前言，把它作为印度工业发展的教科书。海伦1972年访问印度时，受到了贵宾待遇，被印度誉为“工合之母”。
在没有文化的广大农民之中，大规模地培育自己管理、发展经济的模式，系统孵化合作社的工合制度，是20世纪发展合作经济的第一次重大尝试。海伦·斯诺坚信，工合可以成为不同政治群体、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桥梁；工合也是在中国基层建设民主的好办法。
她属于那个时代，但又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
海伦·斯诺还是一位思想家，一位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家。她不仅看到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且能想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绝妙主意。继‘工合’之后，她关于新中国经济模式的思想，是其中最具历史意义、最为重要的思想。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当西方国家就中国能否蜕变为资本主义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海伦认为，“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八十年代初，中国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开始了全面的经济改革，工业合作社在中国也得以恢复。海伦在她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中国仍在‘摸索着前进’，仍在实验，仍在改革。她能够发展成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可是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其他的历史上的西方制度”。13年后的1997年，中共十五大将“混合所有制经济”确立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把“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章程。正像海伦分析的那样，30年后的中国，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成功地前进。
1980年12月，海伦就美中友好交流工作，给棕榈滩美中友好协会的珀勒·弗斯泰写信道：“利用风力发电，问题就都解决了。我们需要把风轮机架设在世界上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小镇和每一个农场。让待业的青年们去就业，去制造风轮机。风轮机进中国，就表明我们不倾向在大西北建设太多的核电厂”。
海伦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生活、电子污染的见解，关于‘架桥沟通’的思想，已被无数的事实所证明，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海伦终生倡导简朴的有机生活，提倡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是最早的低炭生活的倡导者。30多年后的今天，“低炭生活”一词成了我们生活中最时尚的语汇。
海伦任何一个观点的形成和产生，都以仔细、准确的观察和客观、独立的分析为基础。实事求是，理论结合实践，是她终生的座右铭。
她是美国人，却有着一颗中国心。
在我与海伦交往的19年中，她给我的印象不只是一位忠贞不渝的美国朋友，而更多的像我邻居的一位长辈，一位热爱中国的学者。我1985－1986旅居康州时，每当有中国客人来访，她总是问客从哪里来，然后，她就自我介绍说：“我是北京海淀人”，而且总是用中文讲这句话。她在他的著作和信件中，总是把西安、延安、保安写成“多雪之地”（斯诺之乡）、视为她的“第二故乡”。
海伦自1940年回国到1997年逝世，一直在观察中国，研究中国，撰写中国的过去及未来。她的心里，总是装着一幅很长的中国人民的群体画卷——有饥寒交迫、渴求独立自由的，有庆祝翻身解放、站立起来的，更有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 海伦总是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心里总是想着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80年代初，她给我的多封来信中，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比如，建议青岛的工合组织种植海藻加工碘盐，帮助西北偏僻地区缺碘的群众。建议延安和保安保留当年的天然窑洞，外部保留原貌，内部要装修得像宾馆一样，冬暖夏凉，节约能源，降低旅游业的成本，发展陕北的旅游事业。建议西北地区充分利用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等等。
令我最难忘的是她的中国情结。1986年夏天的一天，海伦亲自带领我去北麦迪逊公墓。她指着她的墓地说：“这才是我永久性的住所。”我笑着问：“我不得不来这儿看望您的时候，您期望我给您带些什么？”海伦毫不犹豫地答道：“我喜欢黄玫瑰，还有，关于中国的好消息”。
1995年夏天，海伦健康每况愈下，当我专程看望她时，她的视力非常差，几乎看不清东西了。她拉着我的手给我说话，并再三叮嘱我打开录音机。她很费力地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动情地说：“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民。我希望中国越来越好。”
海伦的中国心，不是到了晚年才有的。她1931年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目睹了中国的大饥荒，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艰难困苦。她亲眼看到毁灭性的长江水灾，夺走了60万人的生命，使12万人沦为难民，涌进上海。她冒险深入中国腹地，目睹了中国农民贫、病交加的惨状。短短几个月后，日本就侵占了上海华阜，海伦眼睁睁看着战争在自己的门口发生。她日益觉醒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空前提高了，海伦对中国人民恪守承诺的意识增强了，她确信：她在中国的使命不仅仅是写作了，中国人迷住了她的心，她不得不代表这里的人民采取行动。海伦的中国心，当时就感动了中国的一位伟人。鲁迅先生写到：“有两个外国朋友之爱中国，远胜于我们有些同胞自己”。鲁迅先生所指的这两个外国朋友，就是埃德加和海伦·斯诺。
2011年7月23日，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