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军部在云岭——
创办工业合作社，发展地方经济
2008-08-19
来源：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作者：甘桐文、甘胜利
1938年8月2日，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泾县云岭，直至1941年1月4日北移，共两年半时间。时光荏苒，转眼已是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七十周年纪念日了。然而，当年新四军与当地群众水乳交融，团结协作，谱写出的那一曲曲军民合作的赞歌及其所展现的铁军精神，却至今在老区回荡，铭记在老区人民的心中。
一、 发动群众、武装群众
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后，在泾县章家渡设立总兵站，在泾县小河口设置后方留守处，在靠近泾县西北部地区的南陵县境内驻有战斗部队，这样新四军在泾县势力所及的范围涉及泾县整个西部地区。新四军的民运工作，主要采取了以茂林、章家渡、云岭、汀潭四个点为中心，向周边地区推进的方式。
1938年5月15日，陈毅司令员率第一支队东进苏南路经茂林，当天在茂林召开了地方士绅座谈会和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陈毅在离开茂林前夕致电新四军军部，建议尽快派人到茂林来开展群众工作。很快，军政治部民运部从民运部、皖南特委和军部服务团中挑选干部团员30余人，组成皖南第一支民运工作队，由皖南特委组织部长陈时夫率领，深入茂林，开展工作。
民运工作队进驻茂林后，首先把主要力量放在镇上。当时正值春耕，白天，工作队帮助群众干活，在田地里向群众宣传；晚上，找群众谈心，教唱抗战歌曲，在街头搞演出，还邀请知名人士开座谈会，与他们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很快，茂林各界群众的抗日热情高涨起来，民运工作队乘此有利时机，组织了茂林全镇的农、工、青、妇、学抗敌协会（1939年底，学抗会并入青抗会），仅农抗会会员即达700余人。
在开展茂林镇工作时，工作队还派了部分队员分散到茂林周围农村中去开展工作。镇里的工作开辟后，即利用各抗敌协会及其会员个人的社会关系，逐步向茂林四周的农村发展，在几个月内，工作就扩大到北至凤村、佘家村，东到溪里凤、汤里、东流山、石井坑，南及潘村、铜山、小河口，西达水东翟家、董家村、包村，西北抵水口村的广大地区，并在这些地区成立了农民抗敌协会。
为了使这些地区的工作“背包背不走”，民运工作队注意培养群众团体中的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入党，建立起地方党组织，把群众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一般情况下，党的中心支部或支部领导一个保的抗敌协会，区委则领导两个或两个以上保的抗敌协会。
新四军民运部在总结茂林民运工作经验后，于8月前后，从民运部、军服务团和老工作队中抽调许多同志，组成新的民运工作队，经短期培训，派到新的工作点开展工作。如包村有服务团民运组下的一个工作队，负责厚岸、水东（今桃花潭镇）、查家一片，有队员5人。章渡民运工作队有10余名队员，由民运部交际科长江靖宇任主任。在工作队的帮助下，章家渡区迅速建立了农、青、妇、商、工抗敌协会，随后又把各抗敌协会统一起来，组织成立了章家渡各抗敌协会五乡联合办事处。
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后，在云岭地区所属各保（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保）成立了农民抗敌协会；1939年3月，云岭还组织了工抗会，会员有40余人。在新四军教导总队驻地中村，1938年10月间，也分别成立了农、青、妇、工抗敌协会，共有会员780余人，此外还有100余人的儿童团。
新四军民运部还委托老一团组织了一支民运工作队到泾县汀潭地区开展民运工作。该工作队也是当时影响较大、工作开展较活跃的民运工作队之一，他们在汀潭及其周围地区组织了各种抗敌协会。
各群众团体建立后，立即参加了1938年秋季的减租减息运动，在运动中，群众深切感到，要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要争取更大的胜利，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于是在新四军的帮助下，各农抗会开始建立自卫队。章家渡成立了五乡自卫总队，马文波任总队长，队员约50人，20——30支枪，2箱手榴弹，40把大刀。云岭各保成立农抗会自卫队后不久，又成立四保联合自卫队，队员达100余人，长枪24支，短枪2支。汤村一个村的农抗自卫队就有40余人。泾县的工抗会一般不单纯组织自卫队，工抗会员可参加农抗自卫队，只有极个别的（章家渡）工抗会组织了工抗自卫队。江天辉在《皖南特委工作报告》中说，这个工抗自卫队有25人，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有7支枪。在一些新四军势力难及的边远地区，虽然新四军民运工作人员去帮助建立了各种抗敌协会，但当地的国民党政权不允许成立群众自卫武装，农抗会即利用当地群众打猎的习惯，组织了猎户队，范围涉及12个村，人数一般在130人左右，除鸟枪外还有19支步枪。
面对共产党领导的蓬勃兴起的群众抗日团体，国民党很是害怕，想方设法加以限制、破坏，其主要办法是：（1）成立空架子的群众组织，企图阻止新四军再成立类似组织，并规定，各地成立农会等组织必须通过保甲长，层层上报，由上级批准；（2）在国民党军队驻区，则争取对群众组织领导权，在新四军驻区，则利用政权在手在的有利条件，找借口查封；（3）限制群众组织和新四军的来往，对与新四军有联系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往往寻找借口进行打击，施加压力；（4）用行政权力限制群众组织的活动，规定农抗会等开会必须通过保甲长批准；（5）收买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或调他们到保甲长中任职，然后强迫其加入国民党，以所谓的“党纪”来约束他们；（6）收买一般会员群众，让他们宣布退会，以打击群众组织的威信；（7）派一些流氓加入到群众团体中，从中捣乱；（8）从群众团体中抽壮丁，尤其是从负责人中抽取壮丁。
对于国民党的这些办法，新四军和地方党委非常重视，指示各县委派人到下面收集材料，调查研究，分析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态度，然后通过基层党组织向群众宣传揭露国民党限制、打击，进而取消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的目的，说明取消群众抗日团体的危害性，并及时把国民党使用的卑鄙手段揭露出来，但最主要的还是发动群众和国民党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1938年下半年，农抗会成立不久，泾县的一些顽固地主向国民党泾县县政府诬告某些农抗会负责人，县政府派人将农抗会负责人逮捕，党组织就发动有关农抗会会员，群起反对，县政府最后不得不放人。
在当时斗争最激烈的，要数华盘保事件。华盘保是当时泾县第一区的一个保，保长施秀亭，是个顽固反共的家伙，他利用手中掌握保甲政权之便，对共产党领导的农、工、妇等抗敌协会多方刁难、限制，农、工抗敌协会早就想将施秀亭赶下保长的位子。经过准备，华盘保农抗会和工抗会的负责人陈熙祥、郎长连、郎炳祥等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民运工作人员的支持下，于1940年3月20日，召集本保民众200余人（主要为农、工抗会的会员）开会，强迫施秀亭交出保公所图记，选举郎文炳为新的保长。事后，施秀亭立即将情况上报，泾县县长胡钟吾下令县侦缉队派员拘捕有关农、工抗会负责人。县侦缉队员前去逮捕有关人员时，公然开枪伤人，引起公愤，群众们将二名开枪的侦缉队员拿获。县政府又派兵前来弹压，企图强行抓人，新四军得知这一情况后，抢先派了两个连的兵力，开到华盘保给群众组织以保护，农、工抗会召集了2000人的群众抗议大会。泾县县政府无奈，只好致函新四军军部提出交涉，因有新四军强有力的支持，华盘保的农、工抗会的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县政府终未敢再来抓人。
经过和国民党顽固派坚决而巧妙地斗争，群众抗日团体不仅建立起来了，而且巩固和发展了。比较保守的估计，泾县全县参加抗日群众团体的人数超过万名。在皖南各县中，泾县的群众团体组织最普遍，人数也最多。
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前夕，中共皖南特委指示泾县县委，将群众抗日团体中的骨干分子和领导人（大部为中共党员）撤离，准备随军北移，农抗自卫队大部分编入新四军。这样，群众团体就失去了领导中心，特别是新四军北移后，群众团体没有了靠山，因此，皖南事变发生后，在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清剿”下，原来的群众抗日团体全部瓦解。据泾县县政府报告，皖南事变后，县政府将全县划分为章家渡、茂林、水东、榔桥河、田坊五个区办理“自首自新”（基本是针对群众抗日团体的成员），仅章家渡、榔桥河、水东三个区就办理了5859人。
二、兴办教育医疗，服务民众
军部所在地及部队所到之处，凡有农抗会的地方，都开办了民校、夜校、识字班，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工作。内容有政治课、文化课。一般都在晚上，每晚学习两小时。政治课由新四军政治部或服务团派员授课。文化课有时由当地的知识分子执教。文化课本名为《民众课本》，主要内容也都是宣传抗日。如第一课《火与血》：“火，火是日本鬼子放的火；血，血是中国人民流的血。”当时，各地学文化的热潮很高，每一个自然村都办了识字班，男女兼收，不但不收学费，书也是由新四军发给，学员只买点学习用品。云岭村有一所学堂、一家私熟，入学的有120人，儿童团、妇抗会、青抗会、农抗会办的识字班四处，也有一百二十多人就读。参加识字班的，一般都能认识几百字，多的达到一千多字。茂林工抗会办了六个识字班，参加学习的男女青年有100多人左右。通过几个月或一年的学习，群众文化水平都提高了不少，原来目不识丁的人也能够看书写信了。识字班除了教识字以外，还教唱抗日歌曲和学习拼音字母。
1940年，新四军军部为了纪念国际青年节，特别强调“科学运动”，还在陈氏宗祠（军部大会堂）举办了科学展览。展览会的中心是自然科学，有卫生常识、生理解剖、疾病传染、动植矿物、无线电、印刷、军事，还有反对封建迷信部分。会场中心标语是：“青年要做学习文化与科学的先锋！”展出了实物、模型、照片，生动具体。远近的群众，络绎不绝地前去参观。讲解员向参观群众详细解释，并现场表演干电池和奎林丸的制造过程，对观众产生了极大启发和教育作用。
在中村也曾举行过展览会。展出的画报、图表，反映了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给观众增加了不少军事上的常识。
新四军医院，早在迁到岩寺时就开始建立。虽然规模很小，但已开始为老百姓治病。不仅不收医药费，对贫苦的病人，还接济点钱。军部移驻云岭后，医院也随之迁来云岭。因形势需要，在较近前线的南堡、中村、肖村、焦石埠及其他地区都设有医院或医务所。在较后方的小河口，设有规模较大设备较好的后方医院。医院最初设在龙兴寺里，后来盖了90多间草房和一些新瓦屋，每间能住40——50人；另外还有一个祠堂，一个家庙。手术室设在家庙里，能做大的手术。这几处共可容纳病员千余人。最多时曾住了800多人，由军医处的崔义田大夫领导工作。医生有20余位，护士有30余人，设备很完备，所以疑难病号都送到这里来就诊。
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对这个医院有很好的印象。她曾描述说：“医院里住的受伤的老百姓，包括和日军搏斗过的农民，有的是小孩，他们都是和伤兵并肩躺在一起的”。
这些医疗院所，除了为我军服务外，也经常为当地群众治病，凡是有群众来医院就诊的，总是尽先治疗。须出诊的，不管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总是有喊必到，一喊就到。部队每到一地，首先清扫住处，遵守卫生纪律，以实际行动影响群众，带领群众讲卫生，防疾病，同时以各种形式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动员群众自觉起来与迷信、不卫生习惯斗争。每年安排部队预防接种时，均考虑当地人民群众，尽可能地设法多筹措些疫苗，为群众接种，特别是接种牛痘比较普遍，使各地极少发生无花病人。
这里虽然是战火连天的前线，但呈现出一片光明好景，确实是造福人类。
三、减租减息，改善民生
1938年7月，新四军军部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规定二五减租，贷息利率减为一分到一分半，谷利（本来一担谷三斗利）减为一斗五到二斗。在新四军驻区，各地农抗会在领导进行减租减息时，根据实际情况，“双减”的幅度有所增加。
云岭农抗会规定，租田在50亩以上的，以原租额的六折计算，50亩以下的七五折计算，还有按实际收获量进行平租（对半分）、四六减的，也有按契约规定的每亩年交租量进行二五减的。农抗会还规定，利息为每年一分，禁止高利贷。云岭地区在1938年——1940年间都是按这个标准进行双减的。田中乡、双浪乡（当时乡名，在云岭附近）部分实行了二五减租，大成乡（当时乡名，在泾南边区）则规定:租额在50斤以上者七折计算。茂林农抗会根据1938年旱情的实际程度，分四六、三七、二八三个减租等级，1939年普遍实行二五减租；至于减息，则规定：三年本利持平或利息超过本金的，利息勾销，未超过本金时，按原利率对半付息。
但减租减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双减”工作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顽固派指责、挑衅和反动大地主的百般反对，顽固地主向国民党政府告状恶毒攻击“双减”，根据地方的诬告逮捕领导减租减息工作的农抗会负责人。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了解情况后明确指出：“减租减息是抗日纲领中明文规定，我们在农村的路线是放手发动农民，依靠农民，实行减租减息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在农村中最基本的政策，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即可以发展和巩固农抗会组织又可以分化地主，争取开明士绅参加抗日，政治影响重大”。在他的直接关心下，农抗会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开展“双减”一般是先邀请地主、高利贷者开会，根据三民主义建国纲领上改善人民生活一条，说明“双减”的道理，如果地主、高利贷者不愿意的，这时农抗会即采取措施，迫其就范。如汀潭地主徐三不愿意减租，农抗会召开几百人的说理斗争大会，把徐三拖到会上一斗，徐三老实了，同意减，自己还吓得躲到杭州去了。茂林沈村大地主潘祖裕是国民党茂林区党部书记，他破坏减租的手段更高明，名义上同意减租，但在实际收租时，用大秤，将100斤稻子秤成92斤。1939年秋收时，他玩弄这个阴谋手段被农抗会发现，农抗会召开了500多名会员参加的斗争大会，迫其退回多收稻谷，在会上承认错误，并在街上叫喊“我是国民党负责人，不应有此等行为。”使国民党威风扫地。双减工作以茂林为中心，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方法，很快在茂林、章渡、云岭、中村等地广泛开展起来，给农民带来了很大的实惠。云岭乡白果树村共有35户人家，其中31户共租田400亩，每年需交租550石稻，1939年20%的田地实行三七减租，30%的田地实行二五减租，结果共减租约174石。
在新四军的支持下，群众抗日团体在改善民生方面还作了其他一些工作。
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各地农民依靠农抗会坚决“抗费”，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农民要交纳保甲费，甲等户（相当富农）每月出30——50斤大米，乙等户（小康之家）每月20——30斤大米，丙等户（中农）每月15——20斤大米，丁等户（贫雇农）每月5——10斤大米。1939年2月，泾县县政府派员到云岭地区征收保甲经费，农抗会派骨干分子（中共党员）在新四军支持下，和县政府官员评理，强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农民已为新四军出了挑夫，不应再出钱，结果取得了胜利。章家渡工抗会因在镇上势力很大，且有武装力量，保甲长见了惧怕三分，对保甲经费也不敢硬要，章家渡工抗会办的供销合作社，也抗掉了国民党的苛捐杂税（营业税、屠宰税、烟酒税等）。
各镇、厂的工抗会还组织领导民众进行了增加工资的斗争，章家渡糕饼店工人因生活艰苦，为增加工资而罢工，工抗会予以支持，并找老板说理，结果老板同意每人每月的工资由6—7元增至7—8元。通过增资斗争，手工业工人一般的增资幅度在10%左右，不增加工资的则每元减少一工（如本来一元钱做工五天则改成四天）此外，根据军部的有关劳动政策，还要求增加发衣服、毛巾等。
云岭、茂林、铜山等地的农抗会和章家渡的工抗会还自己开办了供销合作社。章家渡工抗会在田中乡办了一个供销合作社，股本由会员凑，每0.5元为一股，共凑了近180股，合作社以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向会员供应生活必需品，生意很好，三个月分红一次，每股可分红0.1元。云岭农抗会于1938年号召本乡136家集资，每家1元，在云岭街办了一个供销合作社，供应日用百货，第二年资本增到300元，每股（1元）分红0.2元至0.25元，1940年底撤销时除分红外，每股还分得5元。
四、 创办工业合作社，发展地方经济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扩大军事侵略的同时，对中国实行野蛮的经济掠夺，特别是沿海和交通沿线的许多重要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相继失陷后，中国工业的绝大部分为日本侵略者所控制。沦陷区内的民族工业、交通运输、手工业因日本的野蛮掠夺而惨遭破坏，许多手工业者失去了谋生的手段。农业生产也遭到空前大破坏。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滇缅国际公路被关闭，外来经济援助的通道被阻，这样使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最为困难的时期。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一批国际友人如路易•艾黎、爱德加•斯诺、伊文思•卡尔逊等配合宋庆龄、廖承志、胡愈之等人，向国际社会发起募集资金和物资，支持中国的持久抗战，并在这种形势下，组织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工合”的主要任务是召集失业工人、流亡难民，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下组织起来，兴办各种有利抗战的工业、手工业合作社，发展生产、粉碎日寇经济封锁，支持抗日斗争。1938年6月初，艾黎等人由上海经香港到达汉口，筹备组织工业合作社，并得到周恩来的支持。8月，中国“工合”总会在武汉成立，到1939初，相继建立了西康、川康、东南、西南四个办事处，从此，“工合”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起来。“工合”东南办事处设在江西赣县，主任由艾黎兼任。根据当时任中国工合总会组织组长卢广绵的回忆，“东南办事处在1939年到1940年，先后建立了28个事务所，组织的工业合作社最多时有700多个单位，社员8000多人，遍布广东、福建、江西、浙江、安徽几省，”后“随着工作的开展，把浙江和安徽分了出去，成为一个新地区。”在艾黎的指导与帮助下，工合浙皖办事处于1939年4月在皖南山城屯溪成立，艾黎接受了当时担任中共浙江省委文委书记骆耕漠的推荐，委派章秋阳（工合运动发起人之一的章乃器之兄）为主任。
新四军部队进入皖南后，于1939年7月，新四军政治部派叶进明、侯蔚文、蒋传源三人到屯溪参加“工合”浙皖办事处工作，1939年11月，又在泾县茂林设立了“工合”泾（县）太（平）事务所。自此，新四军把地方民运工作与组织合作社运动紧密结合起来。1940年11月，由于国民党的阻挠破坏，“工合”活动被迫停止。“皖南事变”后，“工合”泾太事务所遭到彻底破坏，房屋被烧，人员大部分被捕。
中国“工合”浙皖办事处在皖南下设有屯溪、休宁、泾太三个事务所。其中泾太事务所规模最大，发展最快。这个事务所的成员，大都是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新四军民运部派去的人员。据不完全统计，泾太事务所在1940年这一年期间，共创办合作社、工厂17个，从业人员900余人（其中有5个合作社工人数目不详）产品有宣纸、烧碱、竹器、雨具、麻袋、袜子、鞋、肥皂、蜡烛、纱布等等，涉及到工业、手工业的诸多方面，既有军需，也有民用。其创办合作社的主要方式是由新四军出资，招募当地和外来技术工人，产品由新四军统购以作军需或经销。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坚持民运与“工合”运动相结合，相互促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赢得了人民广泛支持和崇敬。就各类合作社情况来说，办得都比较成功，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宣纸联营生产合作社。
宣纸是祖国文化的瑰宝，皖南泾县则是宣纸生产之故乡。距新四军军部20华里的小岭，当时为宣纸生产的主要集中地，日寇侵华前，纸槽有90多个，年产量达650吨。“七七”事变后，上海、南京、芜湖、杭州等商埠相继失陷，宣纸销路完全被阻，小岭及县内其他纸槽全部停产，纸工被迫出走。新四军到达云岭后不久，民运部就派人到小岭开展工作，帮助纸乡人民恢复生产。泾太事务所成立后首先在小岭的双岭坑办起了宣纸联营生产合作社，资金由新四军军部提供，由新四军干部蒋传源和地方农抗会干部丁秀声等人筹办，收购原料，添置设备，招募工人，半个月时间便办起了一个有30多名工人，4个纸槽的合作社，当年便生产了10吨宣纸。很快小岭一地的双岭、周坑、柏岭坑、金坑、皮坦、方家山、西山等处都办起了宣纸生产点。据双岭坑陈毛香老人1979年回忆，双岭坑合作社社址就设在她家，她家门上挂的牌子为“皖南宣纸联营生产合作社”，牌子是杉木板所制。“皖南事变”后，她家将此牌藏于山上的柴堆里，以后又移至阁楼上，盖上伪装，直至“文革”时被毁。当时“工合”浙皖办事处工作人员、新四军民运部女干部侯蔚文，每次从军部来双岭组织生产宣纸时，都在她家落脚。
新四军在双岭等地组织“工合”生产宣纸的同时，还扶持小业主生产宣纸，据年过八旬的小岭梅村人曹小五回忆，当时他所生产的宣纸，全部卖给新四军，新四军和他订立购纸合同，给他贷款。由于采取了包购包销，促进了宣纸生产，到1940年秋，全县宣纸生产点发展到40多个，50多帘槽，不仅安置了失业的宣纸工人，也满足了新四军各方面用纸需要，当年新四军创办的《抗敌报》、《抗敌》杂志、《抗敌画报》、《战士报》、《共产党人》、《战斗译报》、日文传单，以及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著作，都用宣纸印刷过。另外，合作社生产的宣纸还被用来支持地方和友军，或用于“出口”，换回自己所需要的多种物资。
新四军在皖南三年发展的“工合”运动，其历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表现在：
（一）“工合”运动在皖南蓬勃发展，粉碎了日、伪、顽对我抗日军民的经济封锁和破坏，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斗争。新四军进驻皖南前，皖南地区的民用工业品大多依靠从日占区“进口”，而皖南的土特产多数又要“出口”到敌占区销售，既要受日寇不等价交换的经济剥削，又在客观上支持了敌人“以战养战”的政策。新四军进驻皖南，“工合”运动兴起后，生产了许多与军队和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产品，如布疋、肥皂、蜡烛、鞋、袜、宣纸、雨具等，主要解决自给，商品性不浓。新四军自给自足的能力增强，一方面把蒋介石从经济上限制、破坏所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另一方面也粉碎了日寇的封锁和剥削，正如叶挺将军1939年10月10日给“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信中所说：“皖南工业合作中心对我们的帮助是重要的。这些工业使我们利用了土产原料免以落于敌人手中。藉此我们还可以抵制敌人商品的侵入，使自给自足情况能够实现，皖南全体居民深以受益。”
（二）安置了当地手工业工人和流亡工人，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激发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在物质生活异常艰苦的岁月，新四军官兵省吃俭用，却给合作社工人以较高的待遇，使工人及其家属的温饱得到妥善解决，工人也给新四军的抗日斗争以极大的支持。很多“工合”社员，平时既是工人，又是民兵；如丁桥烧炭合作社的社员积极配合新四军参加战斗，打退了日寇的进攻，取得了云岭保卫战的胜利。在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日子里，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一批又一批新四军失散官兵北上抗日，其中最感人肺腑的有这样一件事，新四军民运干部侯蔚文在北移前将儿子侯小毛交给丁桥乡“工合”社员、麻袋厂工人丁从新抚养。皖南事变后，丁从新多次受到敌人拷问，始终未说侯小毛是什么人的儿子，只说是为一个外地远房亲戚代养的。直至1953年小毛长至13岁时，才由当地政府送至在北京袋具厂工作的侯蔚文身边。
此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支持是润物细无声的，也无法一一细数、分类。如至今仍横跨在云岭村叶子河上的叶挺桥，原本只是一块担在河上二尺宽的木板，为了当地群众来往方便，1939年春，军部副官处建造了这座长八米、宽二米，两侧配有栏杆的木桥，建桥期间，叶挺军长亲自参加劳动并为桥题写了“军民合作、抗战到底”八个大字。建国后，云岭地区群众为纪念叶挺，将此桥命名为“叶挺桥”。还有帮助民众举办消费合作社，制定节约公约等等，虽然是由泾县县委开展的活动，却与新四军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青山埋忠骨，精神育后人”。可喜的是，新四军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群众的高贵品质，已成为泾县人民将我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巨大精神动力。泾县人民秉着“牢记历史，珍视未来”的拼搏精神，正奋发努力地在这片红色热土上建设一个富裕和谐的新泾县，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