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基厂1号友协大院――人民中国50年来民间外事活动的大本营，多少抗美援朝、争取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各国人民友好的重大活动在这里诞生、完成或更替；多少杰出的新中国外交工作者在这里成长立业；多少来自五大洲的朋友出于事业需要，在大院“安家落户”：又有多少政治、文化、学术界人士同他们的国际同行在这里相遇、相知、并结下长久的友谊与合作关系！这个深藏闹市、优雅恬静的和平友好园地，满载着中国人民外交半个世纪的斑斓史话，让闻者不能不感叹它历史的辉煌。
然而，很少有人会想到，80年代末，一个在抗战时期名扬海外的国际组织－―促进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也曾同这里有过一段不解之缘，在人们不经意间，为大院的沧桑多填了一分色彩。。。。。
友协大院是我大学毕业一脚踏进门栏就再没脱离过的“老家“。在这个春天繁花似锦，夏天浓荫蔽日，人见人爱的大院里，我度过了火红的50年代，困惑的文革岁月，和重燃革命激情的改革开放时期。这里的每一幢红房，每一棵绿树，都似乎渗进了我不同滋味的记忆，令人难以忘怀。从保卫和平到促民间友好，我随着大院的风云变化，一直走到1990年退休。但就在我即将辞别38年外事生涯的时候，却因艾黎研究而卷进了恢复工合的筹备，从而把我的工作生命又延长了15年！
对大多数友协人来说，“工合”是个不知所云的字眼，观字面它酷似“工会”，听声音又象是“共和”。它为什么跟友协挂钩？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牌子为什么出现在友协大院？是中央的“特殊安排”，抑或者是靠什么“关系网”的“非法入侵”？十几年过去，人们慢慢也就习以为常，淡然处之了。
事实上，“工合”这个创立于1938年抗战初期的工业合作社运动，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光荣历史。它在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闻，为中国的几十万难民家庭找到了维生之计，为前线和后方生产了极度紧缺的军、民用必需品。它以“努力干，一起干”、“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响亮口号，吸引了几万社员参加各种工业合作社，实行生产自救，支援抗战；成千的爱国者和国际友人志愿投入工合工作，长期给予无偿支援。工合不但以经济上的成就为中国的合作社运动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的干部和社员所表现出的艰苦创业、不怕困难，平等团结，无私奉献的工合精神，更受到世界人民的高度评价。今天，人们在英语辞典中仍然可以找到gung-ho （工合）这个字眼，它所代表的同心协力、雄心勃勃的含义，始终闪铄着工合精神的光辉！
就是这样一个为后人留下了宝贵遗产的群众运动，恰恰与友协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它的诞生，发展和恢复，都得力于各时期友协领导人的大力支持。
友协早年的荣誉主席宋庆龄，是支持艾黎、斯诺等倡建工合最早的关键人物。由于她的影响力，使工合的领导机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很快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批准，于1938年在武汉成立；靠了她的国际威望，工合的国际支援组织――促进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于1939年在香港顺利组成，为争取支持中国全民抗战，为工合运动在国际上筹募资金，开辟了一个有力的新渠道。
80年代任友协会长的王炳南，当年受命于周恩来同志，代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参与了成立工合协会的最初策划和工合统战方针的制定。他对工合历史背景的深刻理解，对文革后重新评价工合运动的独特历史贡献，解放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工合工作者起了重要作用。
接替王炳南同志的章文晋会长，为工合国际1987年的恢复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从支持艾黎恢复工合的倡议，到办理上报中央的审批手续；从安排工合国际的恢复大会在友协召开, 到同意作工合国际的业务主管单位；从指定刘庚寅副会长主管工合事务，代表友协作工合国际的副主席，到同意让委员会使用艾黎故居作为办公室。。。。、可以说，友协给予工合国际的种种人力物力支持，与章会长的革命责任感，和为人宽厚大度是分不开的。
当然，友协大院里那位30多年的“老住户“，被尊为“工合导师“的路易·艾黎，对恢复工合所起的作用更是不言而谕。这位被邓小平同志1977年誉为50年如一日，为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做了大量好事的中国人民难得的“好战友、好同志、好朋友“，在国际上所以深受敬慕，首先在于他倡办工合运动和为工合培养人才的山丹培黎学校这两项利国利民的实事。艾黎把工合看作是他终身追求的梦想，深信在新时期工合能继续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即使到了病痛缠身的晚年，他仍然不遗余力地为恢复工合奔忙劳碌。从1978党的11届三中全会那年起，艾黎家的中外访客便与日俱增。已逾90高龄的著名经济学家，老工合国际的执行秘书陈翰笙博士和老工合西北办事处主任卢广绵成了他的常客，一次又一次地共商恢复工合的每一个细节；马海德、汉斯·米勒、吴蔚然、章文晋同艾黎的“星期四例餐会”，成了艾黎为新工合设计发展宏图的灵感触发剂；山丹培黎学校的老校友倪才旺为重建培校，穿梭在艾黎工作室和山丹建设工地之间；40年代老培校的美国教师易大哥（Walter Illsley）也应艾黎之约，专程来华为新建的河南新乡、巩县工合合作社献技献策。。。。。
1987年9月3日，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终于正式宣告恢复活动了。那天上午，友协礼堂汇集了从朱学范副委员长等领导人，到北京残疾青年剪纸合作社的普通社员代表上百人；大家欢欣鼓舞地共庆工合国际委员会再生之喜。艾黎当时在北京医院病床上写就的讲稿是由马海德大夫代读的。我在会上翻译时，心情又喜又忧：既为他宿愿已偿高兴，也预感到这很可能是他告别公众活动的最后留言。讲话洋溢着他对工合未来发展的满腔热望，重述了他的基本观点： “工业合作社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组织”，“ 工合由于它具有稳定社会的影响，可以对现代化的中国作出重大的贡献”；最后，他以一个美好的祝愿－－“如果中国将来能拥有两万个左右这样的合作社，她的经济地位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她在世界民主人民中间将享有更高的声望。。。。”结束了讲话。
艾黎的工合梦想，是一粒被“大跃进”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大潮冲刷掩盖起来的合作社种子，今天浪息潮退，它在改革开放政策滋养的沃土上终于又现生机了！
遗憾的是，3个月后，在庆祝了他的90寿辰之后，艾黎便撒手西去。白手起家，又骤然失去主席的国际委员会开始了它艰难的征程。在继任主席杨波的努力下，1992年1月成立了纪念路易·艾黎合作事业基金会，开始在国内外筹募合作基金，支持国际委员会建立示范性合作社试验区、点的计划。在人财两缺的最初几年，首先得到的援助是来自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英等国的对华友好组织。这反映了海外朋友对艾黎未竟事业的重视和敬意，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外友协多年来民间友好工作的积极成果。基金会一成立，新西兰政府和新中友协就给了湖北洪湖工合试验点的残疾人服装社第一笔捐助，其后又向河北工合妇女合作社项目提供了三年的长期资金支持。澳中友协的全国委员会和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北方领土三州分会捐赠的基金，超出艾黎合作基金总额的四分之一。许多到友协大院来访的艾黎生前友好，看到一个在他的故居里，一批新的工合志愿工作者继续在为发展工合兢兢业业地工作，都欣慰不已。许多人后来成了工合的义务宣传员，一些人慷慨地解囊相助，大大鼓舞了新生的国际委员会。
工合国际总部在友协大院工作的12年，经历了恢复初始期信心十足的探索试验，90年代中期勉强应付的动荡彷徨，新世纪开始后的重整旗鼓，励精图治的各种风云变化，从一个主要依靠工合历史遗产和名人效应争取外援支持业务开展的单位，成长为今天有明确的合作社发展战略，有中外委员共同组成的民主治理机制和一定规模的海内外合作社支持网络，有自己的办公地点和专业化的项目执行能力的名副其实的国际性民间组织，展示了一个真正的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成长特色和价值。尽管中国合作经济发展的大环境还不很理想，工合国际的运作机制也远未完善，它的进步是有目共赌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友协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不论出于何种因素，对工和国际实行的“监督但不干预，支持而不索报酬”的管理方针，客观上为现行中国民间团体“靠挂”制度的改革完善，提供了有益的成功经验！
光阴荏苒，80－90年代带领友协和工合国际的老一代领导人已大多作古，这些为事业和梦想作出了各自贡献的先行者，将永远作为这些团队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为后人所铭记。新世纪的新环境促使人们必须不断改革创新，与时俱进，从走惯的老路迈向新的征程。在友协纪念成立50周年之际，祝福它们不断地再创辉煌！
――吕宛如――
2004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