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合国际委员会的贡献
上海、香港、重庆等地工合促进会成立后，国内外各界的捐款、援助也在多方的宣传之下不断发来。但由于各促进会工作不能及时沟通，使来自社会的捐款未能得到很好的统筹。在这种情况下，由宁庆龄倡议，于1939年6月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INTERNATONAL COMMITTEE FOR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简称“工合国际委员会”）。它是根据英国法律在香港注册的一个社会团体。任务是代表中国工合接受各国、各团体心以及各界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所给予的借款、赠款和物资、技术等援助。工合国际委员会在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的帮助下，得到了香港总督的支持，并动员了香港圣公会请教何明华（R·O·Hall，英国人，由于屿中国抗日，积极致力于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抗战事迹，曾享有“红色主教”之称）担任该会主席，宋庆龄为名誉主席。委员有宋子文、斯诺、艾黎、普艾达和各促进会的代表以及港澳地区爱国人士、中外银行家、商业巨子和慈善事业家钟秉铎、郑铁如、何东等20多人，由陈翰笙担任执行秘书，陈乙明担任司库。
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后，在香港做了大量的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在获得资金和物资援助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特别是工合国际委员会得到的捐款，可以不通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直接汇交工合各区的受援单位，这就使捐款能及时用到最需要帮助的地方。这上点，对各地工合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西北地区工合是抗战时期整个工业合作运动开展较早的地区。在西北工合创办时期，工合国际委员会曾向它提供了大量经费以及人力和物力。如1939年到1941年间在西北区办了十几期合作指导和技术短训班，收容了近千名沧陷区流亡在后方的失业青年，他们经过训练，都参加了工业合作社的工作。又如，西北区工合妇女、子女的教育工作，工合医院及社员保健所需的经费，药品、医疗设备等，都得到了国际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对维护合作社职工的健康，使工合职工的子女能受到正常的学校教育，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些教育和福利事业的经费，后来大部分由工业合作社自己承担了，但在开办初期，没有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支持，在抗战期间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是办不起来的。工合国际委员会还经常为各工合组织招揽业务，如1939年一镒就委托西北工合承制棉衣10万件，当时宝鸡、西安等地的纺织、服装合作社曾为此不分昼夜地赶制，这一任务，也极大地促进了西北工业合作社的生产能力。
在西北由艾黎主持创办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能在甘肃的河西走廊站住脚，也是与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援助分不开的。学校当时除了少数几位愿意一荒凉的西北地区工作的中国教师外，曾先后有来自8个国家的20多位外国教师在这里工作过。除了艾黎外，何克是第一个到培黎学校工作的外国人。以后，工合国际委员会通过美国公谊服务会又陆续派恩迪·布雷德、罗伯特·纽威尔、新西兰会计师考特尼·阿切尔、美国人沃尔特·史密斯来学校协助工作。美国促进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不仅为学校派来教师和技术人员，如加拿大电气技师严立地、毛纺专家雷娃·埃塞（叶丽华）、哈利·穆尔、希金斯等外，还送给学校一台柴油发动机和一套电站设备及拉运这些机器的卡车，并为学校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粮食、书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河南设置的一个分支机构——农工服务社也为学校提供了14辆卡车和一些采矿设备、钢丝绳、水泵、发动机及各种工具。美国人唐纳德·肯普（甘沛霖）是运关这些设备的司机之一，后来留下为学生们教授柴油发动机的课程。奥地利工程师鲁诺·哈德尔本来是随车来帮助安装毛纺织设备的，后来在学校教学生们烧制玻璃，并协助设计了新式锅炉，解决了坩锅和玻璃与灰渣易混在一起的问题。美国机械工程师瓦尔特·易斯利，是一个多面手，他不仅在机械运输、煤矿、农场等生产项目中给予学校极大的帮助，还与学生们一起成功地改进了许多设备。总之，从1942年学校创办到1952年，学校内的一切机器设备几乎都是在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协助下得到的。
工合国际委员会尤其注重对抗日根据地工合事业的支持。当时，国民政府拨给工合总会的经费，主要是资助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业合作社。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工合组织则加以歧视和压制。政府银行对工业合作社的贷款，也局限在国民党统治区。为此，工合国际委员会尽量避开国民党的干扰阻挠，采用种种方式，从财力和物力上援助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工合事业。当时援助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通过工合西北区办事处转往延安；另一条是通过上海某银行，再经廖承志、唐明照将捐款转给延安的工合事务所。艾黎还亲自从香港带捐款去东南地区在皖南新四军驻地创办工合组织。截止1940年底，菲律宾和南洋华侨共筹集捐款相当法币100多万元，用于支持陕甘宁边区工合事业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
斯诺曾讲述了一件事：“在日军后方的一个山西乡村里，有一所印刷厂，新近得了海外所集的借款的帮助，改组为一个工业合作印刷社，有60个排印工人，大多都是除了排字之外还会放枪的青年。除了别的东西以外，那工厂印刷一张在八路军团体也销行的3万份的日报。近来日军在一次‘扫荡’战中，侵入了这个区域。该厂在一夜里被工人搬走了，而在下一天的报纸准时出版。”
对于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援助，毛泽东主席和新四军军长叶挺都先后致信表示感谢。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
“香港，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
陈翰笙干事转工合国际委员会
主席何明华主教
诸位先生：
我赞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对于你在这一事业上的热心，以及你在帮助我们抗战上所取得的光辉成绩深表感佩。
如能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八路军和鄙人自己对此种援助将表示极大的赞赏和热情的欢迎。
我了解到这一计划实际上已在拟议之中。极为希望其能够实现，因为这对于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
倘你将这一想法转达给你们国外的委员会和我们的海外侨胞，我将极为感谢。在此，特别要向在菲律宾的我国侨胞和在那里的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在支持我们的祖国和工合运动尽了很大的力量。
总之，倘若我们艰苦奋斗，倘若中国与其国际朋友共同合作，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最后胜利的！
致以
民族抗日的敬礼
毛泽东于延安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何明华于1940年3月到地内一些地方视察，由重庆而至云南，历时一个多月。期间，他会见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长孔祥熙，总干事刘广沛等，看到了各地工合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所遭遇的困难。他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对于工合运动的兴趣，并不是简单由于人道主义……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合作运动在其发轫之初，便应与国外信仰合作运动的人们密切联系起来。海外朋友的借款与捐款，是建立这种联系最实际最有效的办法。
髭合作专家们劝千我们说：‘慢一点，我们经不住错误，否则整个运动将失掉信仰。’但是在中国这样迫切的状况下，事情恰好相反。我们必须要快，什么地方有市场，或者是可能发展为市场的地方，我们就需要建立合作社。战争结束后，也许一半，或者更多的合作社不能继续存在，但是，总要留存一部分，由此而建立了永久的合作制度。
在目前迫切需要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说，哪一种合作社将来能够长久存在，因此，我们必需努力推进，尽可能多多组织各种合作社，只有时间能够证明哪一种能够适合生存。我们不要怕失败。如果我们不做，抗战给合作运动打开的大门，将被关闭。”
何明华此次视察，更坚信工合国际委员会与海外友人援助中国工合事业的重要作用。并建议工合国际委员会今后要努力在两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对工合的帮助：第一是教育，第二是贷款。他呼吁一切赞助合作事业的外国朋友们，能够尽力之所及帮助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这个洞开的大门，不仅是为着中国，同时也是为着全人类。
工合国际委员会还直接在成都办了一个工合研究所，办了若干期工合训练班，培训各区工合工作人员骨干，还做了不少业务和理论方面的实际研究工作，出版了一些书刊。1946年出版的《工业合作》，刊载了截止1945年底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一份资金收支表。从中也可看出工合国际委员会与工业合作运动的密切关系。
工合国际委员会收支表
（截止1945年12月底，单位：元）
收入：
上期结余转来 1,635,577.00 第六次拨来 28,143,000.00
第一次拨来 8,043,888.73 第七次拨来 47,608,045.00
第二次拨来 12,653,000.00 第八次拨来 40,890,959.97
第三次拨来 19,129,623.00 第九次拨来 83,208,478.00
第四次拨来 10,925,725.00 第十次拨来 105,006,085.75
第五次拨来 17,913,720.00 第十一次拨来 41,514,983.20
合计 416,673,085.65
支出：
协会经费 31,395,125.00
技术研究所经费 4,822,540.01
工业改进费 22,699,666.25（其中）
改良毛毯制造费 180,000.00
成都纺毛机复制费 266,880.00
山丹纺毛机复制费 3,096,000.00
双石铺纺织机 1,997,000.00
汉中纺织机 4,348,080.54
成都纺织机 229,298.71
梁山造纸 400,000.00
成都制革 686,787.00
山丹造纸 1,170,000.00
化学试验 109,900.00
双石铺冶铁 1,100,000.00
山丹陶瓷 1,000,000.00
训练费 112,550,885.72（其中）
兰州培校 44,246,600.00
山丹培校 50,306,333.00
各校费用 9,196,902.72
双石铺学校 500,000.00
成都培校 120,000.00
丽江制革社训练费 999,050.00
成都缝纫班 482,000.00
兰州地毯训练费 2,000,000.00
官渡社职员训练费 1,200,000.00
研究所 3,500,000.00
事务所及联社补助费 999,529.83（其中）
丽江所 232,000.00
兰州联社 492,506.83
成都联社 275,023.00
印刷费 1,648,123.00（其中）
西南通讯 250,000.00
工合技术通讯 255,000.00
工合通讯 428,573.00
西北工合通讯 500,000.00
中国工业 100,000.00
基督教与合作 114,550.00
联社贷款 169,900,000.00（其中）
丽江 3,200,000.00
梁山 6,000,000.00
汉中 18,500,000.00
兰州 46,700,000.00
镇平 1,000,000.00
榆林 500,000.00
天水 13,500,000.00
重庆 2,000,000.00
宝鸡 18,000,000.00
官渡 4,000,000.00
玉溪 3,000,000.00
临河 2,000,000.00
平凉 1,000,000.00
东南区 48,000,000.00
西安 2,000,000.00
永安 500,000.00
单位社贷款 8,239,800.00（其中）
成都妇女纺织社 500,000.00
重庆印刷社 500,000.00
兰州纺织社 3,000,000.00
汉中造纸社 1,886,000.00
汉中妇女纺织社 200,000.00
成都妇女缝纫社 200,000.00
天水印刷社 371,500.00
山丹制革社 1,000,000.00
双石铺机器社 49,300.00
汉中机械社 533,000.00
恢复工作及应变费 6,000,000.00（其中）
江西、福建 6,000,000.00
社会服务 3,880,100.00（其中）
重庆各社环卫改进费 300,000.00
汉中医院 485,000.00
兰州招待所 1,142,000.00
成都招待所 100,000.00
宝鸡医院 400,000.00
玉溪卫生站 453,100.00
天水医院 1,000,000.00
国际友人薪津 4,078,747.59
杂项 1,691,403.75（其中）
旅费 50,000.00
吴滋旅费 140,000.00
汇水 608,003.75
西北工合报告 100,000.00
购药 18,400.00
Herland 视察费 775,000.00
本期结余： 48,767,164.00
合计： 416,673,085.65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香港沦陷前，工合国际委员会迁到成都，名誉主席和主度仍然是宋庆龄和香港主教何明华（其间，艾黎曾代理主席），另推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燕京大学教授戴乐仁为副主席，由金陵大学教授、工合成都研究所主任史迈士担任秘书，燕京大学教授夏仁德担任司库。委员仍为20几人，除原来的斯诺、艾黎、普艾达、陈翰笙、陈乙明等人外，又增加了李约瑟、吴贻芳、齐启明、徐维廉、张福良、梅贻宝、赖普吾等委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工合国际委员会迁回香港，1946年又移至上海。其主要工作依然是为工合筹募基金、予以技术上的协助，促进该项运动的开展。截止1946年底，工合国际委员会从美、英、菲律宾、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和澳门的工合促进会得到的经济援助约500万美元。全国解放后，根据形势的需要，1952年，工合国际委员会宣告结束工作。
正如首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陈翰笙在他所写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史话》一书中对工合国际委员会工作的评价：在抗战最初几年，特别是1939年到1942年间，工合国际委员会尽了最大的努力，成为海外各地工合的推进机构和国内各地合作社联系的桥梁与聚集点。
引自《工合简史》第七章，作者朱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