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人民公社”——后寨记事

  ■本报记者 江雪/文胡国庆/图

    ——一个乡村的现实困局

    题记

　　1979年，改革开放尚未完全启动，时任“大队长”的张志武就带领村民们办起纺纱厂等企业。当安徽小岗村的18户村民“冒死分地”时，陕西户县后寨村的纺纱厂已有了收益。

    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潮流中，后寨村却坚持走集体化道路。

    30年来，后寨人坚持集体道路，同享“大锅饭”，但其经济增长，却依赖于外部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

    追求“共同富裕”的后寨，幸运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但集体制下一系列的弊端，正让后寨人感到痛苦，甚至窒息。

    在国际金融危机来袭的大背景下，后寨的集体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此同时，执掌后寨“大权”30年的老支书下台，意味着后寨30年“乡绅政治”的终结。突然爆出的“村长贪腐案”，则表明了“大集体”的向心力正在遗失。

    后寨是数十万个中国村庄中的一个独特样本。我们关注后寨，也是关注在大地上辛勤耕作的中国农民。他们洒下汗水，希望收获富裕，并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学者秦晖认为，后寨人的幸运在于他们当年有选择的自由。无论是坚持“大锅饭”的后寨，还是当年冒死分地的小岗村，务实的农民们都是为了追寻美好的生活，而违背了那一刻的历史潮流，衡量利益，做出选择。

    今天的后寨，再次面临抉择的痛苦。好在，后寨人是温和的，对他们来说，不左不右，唯愿向上。

　　腊月里，87岁的张生贵坐在门前晒暖暖。“给俺孙子盖房哩！”老汉说。他对面是在建的二层小楼，即将和周围的一排漂亮小楼连在一起。“俺们后寨，一直是人民公社，还是不分地好！”老汉话音刚落，立即招来厉声反驳：“你去后寨问一问，如果10个人中有5个人不愿意分，我不收工资！”

    大嗓门的“挑衅者”叫张全喜，40来岁，正在给张生贵家干活，一天工资20元。“后寨再这样下去，就完了！”张全喜气呼呼地挥着手。争论升级，两个人互不相让，怒目相视，鼻子几乎碰到了一起。

    一旁的人打着“圆场”。对他们来说，这样的争论，在后寨并不新鲜。只是从多事之秋的2008年开始，格外激烈了一些。

“乡绅”下台

    执掌后寨“政权”30年的乡村精英张志武，在最近一次的选举中败北，标志着后寨乡绅政治的结束。观察者发现，那些坚持集体化、而又因幸运富裕起来的村庄，必然依赖于一个集道德、能力、威望于一身的领导者，后寨也是如此。

    “村长韩红拿了村里40万跑了！”2008年9月，传言终于变成了现实。后寨人在失望与愤愤不平中，迎来了年底的村委会换届。

    这次换届多少有些象征意义。执掌后寨“领导权”30年的村支书张志武“下台”了，这是多年来他第一次落选。在随后的村委会主任选举中，600余张选票，他只得了100余票。村里一位多年在外做生意、家族实力强大的年轻后生，此次回村参加竞选，志在必得，并最终如愿以偿，当选了本届村委会主任。

    2008年12月10日，张志武在自家空荡荡的新房里“打吊针”，颇有“英雄迟暮”的凄凉。

    “农村风气瞎了，耿直的人干不成。我拿了这村里的‘官事’快40年了，现在干不成了，也不想干了！”60岁的张志武说。

    “老支书不会去给人说，给咱投张票吧。他不是那样的人。”村民韩某说。他认为张志武败北主要是没有去做大家的工作。

    但更多的人认为，老支书张志武此次“下台”，是因为原村委会主任韩红沉浸赌博，竟然在他眼皮底下拿走了村里的40万逃之夭夭。

    “他（指张志武）把人看错了！要走集体的路子，干部必须廉洁，韩红把我们的干部风气弄瞎了！”一位和张志武搭档多年的原村干部感叹说。

    村干部出现如此严重的“贪腐”行为，仿佛昭示了后寨这个“大集体”向心力的消散。但张志武落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却是2008年后寨的玻璃企业产品大量滞销。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村庄的经济发展正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阶段。

    2008年5月12日，投资1000万元更改设备、扩大规模的后寨玻璃总厂“升炉”，不料当天发生地震。到2009年春节过后，玻璃厂的生产力只运行了70%，有大量的产品积压。这被一些人认为是老支书的判断失误。

    后寨人是注重利益判断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带着对现实的失望，对前途的彷徨，他们把村主任的选票投给了此前未参与过村庄“政治”的年轻人。

    但是，在后寨，没有人能否认张志武的存在。“凡是有点良心的人都会承认，后寨这么大的家业，是老支书带领大伙儿创下的。没有张志武，就没有后寨的今天！”村民刘公弟说。

    张志武，剑眉阔脸，精明能干，颇具地方“乡绅”风范。他被认为性格强硬，头脑灵活，“办企业有一套”。

    1979年，改革开放尚未完全启动，时任“大队长”的张志武就带领村民们办起纺纱厂等厂。当安徽小岗村的18户村民“冒死分地”时，后寨的纺纱厂已有了收益，眼看就要红火起来了。

    基于对现实利益的考量，后寨人选择了不分地，因为分地就意味着分厂，而厂子才刚刚起步，即将获取收益。

    从此，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能人”张志武等人的身上。

    30年过去了，在张志武等一帮村干部的率领下，后寨幸运地跻身于全省富裕村的行列，每年为国家上缴利税三四百万元，在户县余下镇的23个村庄中，它的经济占据首位。

    然而，当初因自己的选择成为“另类”的后寨，今天却不得不面对再次选择的现实。

“社员们的厂子”

    一直到2008年6月前，一个后寨的男性村民在玻璃厂干活一天，劳动价值是10个“工分”。而近30年来，后寨的玻璃厂里没有一个销售员。后寨的经济完全依赖于村里集体企业的增长，但窝工、浪费、难于管理等一系列集体经济的弊端，致使企业危机重重。

    2月11日下午，元宵节后的第三天。

    后寨玻璃总厂的大门前依然冷冷清清，往年此时络绎不绝，运输玻璃的车辆并没有出现。

    大门内是后寨的两家玻璃厂。“西厂”在检修炉子，没有开工。“东厂”大院内堆放着不少玻璃成品。

    下午上班时间，生产科长韩建昌走进车间，几个工人正蹲着聊天，嘻嘻哈哈。

    这个车间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玻璃切割。成片的玻璃顺着流水线过来，两个女工对尚带着炉膛余温的玻璃，进行切割、放置。

    破损率显然很高。面积大约是4平方米的大玻璃块，边缘出现黑纹或略有缺陷，就会被扔进废料车，拉走回炉。

    知情者介绍，这种状况，在私人的厂里，会略作切割即成小片玻璃，同样能出售。但在这里，没有人会去做这个“多余”的工序。“浪费太大了！光这浪费一年大约有七八十万！”知情者说起来，痛惜地摇头。“不管干多干少都是700元，谁操那个心？”一个女工说，在去年7月之前，这道工序和其他工序一样，只是记工分，就更没有干的必要了。

    38岁的穆锦娟是2002年进的厂，已经干了6年。“每天都要来，没有周末。今年过年也没休息，一月倒一次班。”她抱怨说，如今集体制没有优势，这样干着，一年下来，家里的收入并没有增长。

    穆锦娟家在二队。二队今年种甜瓜赔钱了，队里有3万多元的账，要大家负担，算下来工分很低，一天10工分的分值大约不到10元。她丈夫在北厂上班，算是个“干部”，月工资1200元，唯有这一点让别人颇为羡慕。

    穆锦娟一直想外出打工，但因为两个孩子在上学，需要照顾，所以没有出去。“集体收入不好，现在很多人都想分地单干呢。”她摇摇头。

    而在办公室里，厂长刘公弟也烦恼着，过完年至今，厂里的产品积压没有任何缓解的趋势。

    “大环境不好，厂子必须向管理要效益。可我们咋管理？每个后寨人走进这玻璃厂，都会拍拍胸脯说：‘这是我的厂子！你凭啥管我？’”刘公弟说。

    为了节约成本，“向管理要效益”，春节前后寨玻璃总厂决定裁减10个人，但一直裁不下去。“集体的企业，社员们都是主人啊！”刘公弟发着牢骚。

    在后寨，“社员”的称呼至今没有被“村民”替代。

    而让外界惊奇的是，后寨这3个年产值上千万的玻璃厂，20多年来，没有一个销售员。

    村里运输玻璃的五六十辆车部分地充当了销售员的角色，但厂里对销售工作的不重视，还是让这些村民感受颇深。“厂里对市场不主动了解，有时还要我们提醒该涨价了。”长期进行玻璃运输的村民梁某说。

    40岁的崔育生租了后寨5亩地，办了个玻璃批发中心。他认为：“后寨的玻璃厂，对生产销售从来没有整套的思路或对策。”虽然今年的经济受影响，但他的玻璃批发中心生意依旧红红火火，而相隔几百米的后寨玻璃厂就不是这样了。“凡符合市场规律的我都干！”崔育生说。

    2月23日下午，上班时间，在后寨的另外一个企业——宏达玻璃厂里，院内产品堆积如山；办公室内，生产厂长则躺在床上看电视。

“以工养农”

    不到200人的五队，日常耕种130亩地，最多只需要十三四个劳动力。队里鼓励村民外出打工或做生意，然后拿钱“买工分”，参与年底的决算。因为农业几乎是赔钱或者保本，所以后寨的经济完全是“以工养农”。

    2月23日，整个陕西抗旱形势严峻，后寨的灌溉仍没有开始。

    因为是集体制，后寨在灌溉方面重视投入，电线、水泵都由村里提供，但各小队在考虑灌溉等问题时，首先会考虑成本。“对一个队来说，光灌溉的电费就在1000元以上。小队会算账，觉得划不来。”村支书周波告诉记者。

    后寨的村后，是蔚为大观的1000多亩良田。多年来，这些土地并没有收获富足，如同全国农业的一个投影，后寨也是农业不挣钱，甚至赔钱，只能“以工养农。”

    后寨全村有土地1400多亩，由各小队集体耕种，近年来，很小部分的土地被出租出去。以五队为例，20亩土地被出租给一家企业，每亩地年租金是1000元。虽然看起来不多，但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个不错的数字。这意味着一亩地每年净收入1000元。而对其他的地，一年各种投入下来，只要保本就不错了。

    土地上种两料，冬麦和玉米，产量和周围私人耕种的土地相比，略高一点儿。“产量高不了多少，可集体的人力成本就大多了！”村民白红利说。

    每年秋天，“分粮到户”的后寨，让人能重温人民公社时的旧梦。秋收后，各小队将粮食按人头送到家家户户门口，玉米棒子悬挂在门前的村庄，多了一份喜庆。

    和分配粮食一样，“决分”也是后寨人盛大的生活仪式。所谓“决分”，就是对村民一年来在集体厂子和生产队农田里的劳动，按照所得工分，以及工分的价值，分配收入。

    每年年底，“决分”在各个小队的队长家中进行，而工分的结算有一套复杂的方式。每年由村里给每个小队分配20多万元，再由队里“决算”。

    在后寨，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劳动价值平均大约是15元左右。

    五队今年的状况在全村中算最不错的，一天10工分大约值24元。

    五队的人口不到200人，有150亩地。18岁以上的劳动力大约有140人左右，一年下来，种地有25000个工分就足够了。目前队里有十二三个人在农业上干活，秋夏两忙时，工分记得高，也会吸引一些外出打工的村民回来参与收种。

    因为农业不需要太多劳动力，各小队几乎都鼓励人们外出打工或做生意等。对这部分人，他们要得到粮食，得向小队“买工”，但作为优惠，“买工”的价格比实际劳动力价值低0.5元。例如队里的劳动价值是20元，外出者只需要拿出19.5元，就可以买到一个工，参与“决分”。

    当然，各小队都有不要粮食的人。以五队为例，大约有一半的人在外做生意或者打工，虽然粮价比市场价要算得低，但他们在外的收入比在村里强，许多人也“没时间去算这些！”

公共投入与“共富梦”

    每个月，年龄在70岁以上的后寨老人，根据性别能领取到不同的“退休金”。与周围的乡村相比，后寨在公共设施方面的投入，远远高于其他村庄，道路、戏台、澡堂……一方面，集体道路日益艰难；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明显低于其他村庄。后寨的集体化之路还能走下去吗？

    2月10日，元宵节第二天。后寨澡堂门前，3个卖票、收票的妇女在晒太阳、织毛衣。

    后寨澡堂1991年建立。除了5公里外的一家温泉浴场，至今，后寨澡堂仍是周围唯一的公共澡堂。

    每个后寨村民都可以随时来这里免费洗澡，外村人来洗澡，一张票3元。

    近年，因为周围村庄的人家装了不少“太阳能”，来洗澡的邻村人少了，澡堂的经营收入不好，但门前卖票的人还得有两个。这个小小的澡堂，连水工、经理等共有9个人。

    虽然集体澡堂的人员冗余让“社员”们诟病，但无论如何，澡堂总是后寨人生活水平的标志之一，也是村庄公共设施比较完备的一个投影。

    最让周围村庄人羡慕的是，后寨有“退休金”。男的满70岁、女的满65岁，每月可以领取补助，男的120元、女的80元。这意味着一个后寨农民对“集体”的贡献，在失去劳动力之后依然会被记得。

    其他村庄或许也有这样的经济实力，但唯有后寨，能以集体的名义，使这个富有道德标志的行为得以实现，这也成为许多人留恋“集体”的一个因素。

    基于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后寨也是户县最早享受路面硬化、自来水到户的村庄。1979年，村庄就盖起了戏台。如今，戏台前的广场上还有健身器材。每年，村庄对公共投入的费用大约是十多万元。

    后寨的贫富差距相比其他村庄，明显小一些。走在村里，几乎家家都是二层小楼，连成一片，颇为美观。

    “说起来，俺们村没有情况太差的人。”当后寨人说起“不分地”的好处时，都会提到这个朴素的认识。

    村民余下娃，夫妇俩都是智障残疾，被安排在厂里上班。如今孩子长大了，家里也盖起了两层小楼。

    “后寨的贫困户大约只有百分之三四。”曾长期担任村主任的杜玉忠老人说。

    后寨的“宏达玻璃厂”是福利企业，共安排着18个残疾人上班，包括几个外村的残疾人。

    在许多村庄成为“空心村”的时候，后寨人却不用背井离乡去打工。他们可以依托企业做生意，“没本事的”则可以就近在村里的企业打工。

    虽说村庄贫富均匀，但那些最富裕的人家，大多是在外创业的，这从各家的楼房也能看出来。

    事实上，后寨的集体经济并非铁板一块，或像河南的南街村那样“禁止向外流动”。村庄里，有大约七八十辆车跑运输，五六家私人玻璃店，还有一部分人在外做生意。1400多人中，在大队干活的大约有五六百人。现任村支书周波分析，集体经济的成分应该在70%以上。

    后寨村口有一排农民画的宣传墙，其中一幅上写的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然而，随着村庄平静表面下一系列不平静的变迁，这个“共富梦”还能维持多久，没有人能知道。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唱响广阔农村的口号。如果说在新中国初期，农村初级社的建立还带有一定的理性，到后来，要“一步登天”进入高级社、进入共产主义时，广大的中国农村，就因为这种狂想，坠入了苦难的深渊。

    后寨，如果把它比喻成一个人，那么这个村庄的性格是倔强的、务实的。从初级社时的砖瓦厂，到改革开放后的纺纱厂、玻璃厂，从1954年到今天，后寨有一部完整的企业史，仅仅在“文革”期间中断过，便是明证。在今天，这个另类村庄的发展依然具有标本意义。

一个村庄的创业史

    1956年，后寨把吃不完的黄豆卖给了邻村做豆腐，被认为是“走黑市”、“走资本主义道路”，村支书被免了。但后寨人的企业之路却从没停下过。从初级社时的砖瓦厂开始，后寨的企业之路从1954年走到今天，只在“文革”时停顿过。

    88岁的刘世连，出生于1921年。这个曾担任后寨村大队长几十年的老人，对记者口述了这个村庄的历史：

    新中国刚成立，后寨归余下大队管，建立了个初级社。刚入社时有40多户人，100多户人里边有一半多人没有入社。1955年冬天又建了一个新社，生产资料等具体问题没有解决，1956年正月就要求“一步登天”，成立“高级社”，和老社并到一起，要求全部进社。

    当时，村里唯一的“地主”白家没有进社。白家有30多亩地，4头骡子，一辆车。到1958年左右，把白家强行收进了社，他家的10间房6间都收了。

    接下来是大炼钢铁，河滩上挖铁砂，进山挖矿，农活都没人干了。那时我30多岁，当队长，就是带着大家干活。那时候的人都听话得很，毛主席的号令就是“圣旨”。

    1956年冬天，村里的黄豆吃不完，不好保管，打算上交国家，去粮站交粮，粮站不要，正好邻村在做豆腐，就卖给了邻村，没有按照国家定的价卖，被认为是卖“黑市”，就把当时的支部书记杜乃平开除了，说书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1961年我当大队书记，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农村也“夺权”，红卫兵把权夺了。1968年又让我当队长，从1972年当书记，一直干到1981年。

    1976年毛主席逝世了，1977年开始允许办企业了，原来不准生产队办任何企业的。我们村子想办个纺纱厂，没钱，从信用社贷了五六万，钱还不够，社员们集资，共凑了大约10万元，1977年冬天就把纺纱厂办起来了，会计、大队长出去采购，1978年二三月份，买来了纺纱机，当时没地方，纺纱机就安在戏楼上……

    据杜玉忠老人回忆，后寨最早的企业可以回溯到1954年的砖瓦厂，当时还在初级社。厂子一直办得不错，直到“文革”时期，厂子停了，1976年，砖瓦厂发展到3孔窑，后因为“土吃完了”，1978年后寨又办了硫酸铜厂。当时这个厂的收入就有两万元，4个队每队还曾分到三四千元。此后随着改革开放，后寨人办玻璃厂、淀粉厂，在不断的“折腾”中，积累下了今天的“家业”。

    从后寨的企业史能看出，曾经，在“极左”的背景下，后寨人显然体现了农民的务实与他们的生存智慧。

分与不分：痛苦与困惑

    今天，是否愿意分地单干，已将后寨人划分出无形的“阵营”。去年年底，在七队队长的选举中，90%的选票上写下：要求分地。但村庄的观察者认为，30年前拒绝分地的后寨，如今面临着利益分化、人心向背以及政策影响等一系列的现实背景，今天，地还能分下去吗？

    后寨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迷茫过。

    去年年底，各小队选举队长，在七队，选举出现戏剧性的一幕：有90%的人写下“要求分地！”因为对上一年“决分”不满，至今，包括七队在内的3个小队还没有选出队长。

    七队的风波源自去年收益的大滑坡。2008年，七队队长决定种植100多亩甜瓜，不料年初就遭遇冰雪天气，甜瓜种植、生产赔进去了不少钱。因为这项损失，年底的决算中，七队的分值竟然不到10元，即一天的劳动力还不到10元钱，招来“社员”们怨声载道。

    人们质疑的声音由来已久。对小队来说，种植什么往往由队长决定，而风险则由大家集体承担。“如果获利了，没人表扬你，赔了，大伙儿骂死你！”为了规避风险，小队轻易不愿意以大片土地去进行规模种植或其他尝试。

    显然，土地规模经营，在集体所有制下的后寨，虽有土地优势，却因集体弊端的羁绊，没有获得什么收益。“去早了算一天的工，晚了也算一天的工。干多干少都一样，人有啥积极性！”村民杜某抱怨说。以给包谷打药为例，打一桶药是10分工，有人一次就背半桶药，也算10分工。“去年甜瓜虽然有天灾因素，但如果是私人的地，肯定不会这么惨。雨雪天气时，私人的地可以全家不睡觉，守在地里，集体的就不行了，才去找人呀。”余下镇副镇长詹文远对集体的一些弊端颇有体会。

    曾为后寨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杜玉忠，感慨道：“30年前没有分地，今天，更难分了！”他认为，今天如果要分地，比当年面临的困难大多了。“人人都愿意要好地，那些路边的地、瘠薄的地分给谁？如果分不公，今天的人和过去不一样了，还不和你拼命？”他举例说，周边一个村庄，村里要对土地进行小片调整，结果根本进行不下去，后来，新换了个“歪人”村长，才把地调整了。

    据杜玉忠介绍，2002年，村里有一个队就上访要求分地，后来村上同意小队分地，但具体实施中，还是“流产”了，原因是小队找不出一个能够“主持分地”的人。

    但“分地”的呼声如今在村庄中无时不在。2006年的一次调查显示，大约有八成村民表示愿意走集体路子，不分地。而到2008年，没有人敢说，不愿意分地的人还能占一半以上。“愿意分和不愿意分的人，在村里大约各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则是观望状态。”詹文远判断说。

“后寨发展面临瓶颈”

    因为是集体企业，没有土地证，后寨的集体企业无法要来贷款，使得多年来企业的收益无法惠及更多的村民。而村民们对现实不满的原因之一，是集体企业至今从没有给大家分过红。

    2月9日，元宵节。新上任的村支书周波在村庄里查看自来水管道改造的线路。这位年轻支书没有像往年那样，在村里请社火、放烟花，让“社员”们热闹一下。街道上很安静，后寨的元宵节显得有些冷冷清清。

    “一来去年村里扩大生产，没有多少钱；二来咱新上任，也不想太扎眼。好好把事情做起来再说。”周波说。他今年34岁，原来就在村里当干部，年前被选举为新的支部书记。

    新村主任张广安，是比周波更年轻的“80后”，面对村庄，两人雄心勃勃地都想做些事。但他们也都知道，“后寨的事，不好干”。

    后寨的辉煌岁月也是他们今天的压力。“1996年俺们村的红色桑塔纳，开到西安城，也惹眼呢。现在不行了。”张广安回忆着幼年记忆里的后寨。这个年轻人，和父兄们多年来在外做生意，家道殷实，此次回村参加竞选，因为“农村也是一个平台，可以多认识一些人，做一些事，实现自己的价值。”

    2008年，后寨的净利润六七百万元，上缴利税400万元。后寨依然是明星村，拥有多种荣誉。但有一个事实是，从1996年到现在，后寨的经济没有怎么增长。

    后寨的经济还有一个特点，是没有国家贷款。原来，老书记张志武的风格是有多少钱干多少事，所以后寨多年来没有向国家贷款。近年来，后寨虽然想贷款，但因为是集体企业，没有土地证，银行不给贷款。2008年，村上用积累的700万元投入玻璃厂的扩大生产，另外200万元，则是向村民“借”的。

    贷款和税收问题，被认为是制约后寨发展的“瓶颈”。

    “人家私人企业，交三四十万，就披红戴花，我们呢，每年交几百万元税，也没有见个啥！”周波说。而且因为是集体企业，“卖个炉渣、一片碎蛋蛋玻璃也要开票呢！”多年来，后寨每年给国家上缴税收都在400万元以上。

    而不能贷款也使得后寨企业的收益不能惠及更多的村民。村民们对现实不满的原因之一是：集体企业至今从没有给大家分过红。

    “当初办厂子时大伙儿都承担着风险，这么多年，企业效益这么好，可村民们没有见实惠！”村民梁某举例说，村里有一家人，当初也为集体的厂子承担了风险，但因为长期没分红，如今老两口已经去世，一个女儿出嫁，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了，像这种情况，就太不公平了。

    但张志武和周波则认为，没分红是因为长期都是投入再生产，另外，村里是“以工养农”，长年以工业补贴农业，也算是在分红了。但对这个说法，许多人并不认可。

村庄的未来

    国家在鼓励土地规模经营。但在集体制下的后寨，虽有土地集中的优势，却因集体弊端的羁绊，“规模经营”并没有获得什么收益。

    “老人们把集体的旗扛了这么多年，不能到我们这里扛不下去了！”周波说。

    周波多少有些期望：上级能不能对后寨有所“眷顾”？不管怎样，我们扛的都是集体的大旗呀！

    然而，普通的村民却不这么想。“后寨必须融入时代潮流。再不融入，就落得更远了！”村民梁某说。他常年在外做生意，家境殷实，生活富足。虽然自己多年来很少参加“集体生活”，一直埋头致富，但他还是对后寨的命运比较担心。

    “集体的路子和大时代不符合，处在夹层里，难受！”这样的判断也是大多数村民的想法。但年轻的村支书和村主任还是试图找出一些集体的优势，并利用这些优势来为村里谋求利益。十七大之后国家关于土地流转的一系列政策，给了他们一些希望。

    “土地就是后寨唯一的资本。我们想把土地利用起来，招商引资！”周波说。同时，镇上也在积极协调，想帮助后寨“招商引资”。

    “一旦有人来投资，我们的土地都在村里，谈判也比较容易，相信这一点对投资者还是有吸引力的。”周波说。他希望媒体的报道能让更多的人关注后寨，尤其是那些投资者。

    “在这些大的项目中，会征求村民的意见吗？”记者问。

    “一般不会召开村民大会，如果通过村民代表会和党员会，基本上就可以干了。关键是项目要好。”周波说。事实上，在后寨，大约已有七八年没有开过村民大会了。“我们后寨人都顾全大局，只要项目好，大伙儿肯定会同意的。”周波显得很有信心。但对是否会侵犯到那些一直要求“分地”的人的土地权益，他显然没有考虑那么多。“只要企业办好了，大家能得到实惠，就不会闹着要分地了。”他说。詹文远也认为，对后寨来说，分地只是一个象征意义，在目前的状况下，如果企业发展不下去，集体经济也就随之解散了。

    詹文远认为，这些年后寨集体经济比较好的原因是玻璃行业发展较好，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加之集体经济自身的弊端，后寨的发展停滞不可避免。“按目前的管理体制，后寨要发展，必须改革。”

    他认为，对后寨来说，一方面农业上把土地承包出去，一方面工业上逐步形成思路，走华西模式，通过承包或股份制等改进企业。但从目前来说，因为村里才组成“新班子”，而市场现状又不好，只能暂时维持现状，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

    目前，后寨的固定资产大约有五六千万元，其中净资产大约在2200万元到2300万元，分下来，全村人也就两三万元。在户县的518个村子里，后寨和东韩、千王等村因为有集体企业而比较富裕，但东韩和千王的企业早都被承包出去了。“因为涉及集体经济，我们对后寨更关注一些。但后寨的路咋走，最终还是要尊重村民自己的意愿。”詹文远说。

    怎么看待后寨这个“明星村”的独特现状？后寨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明天？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先生。他认为，实践表明，任何情况下，集体制都是低效率的，这些走集体路子而取得成功的村庄，一般都有其他的经济补充。而且，这些村庄的成功因素一般都在于有“乡村精英”的领导，脱离不了“人治”的模式。“中国当代史上的人民公社时代，特别是1958年到1962年那个时期，就像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想证明一个理想，但它被否定了。否定这个理想的代价是惨重的。”他说。

    他认为，对当前的后寨来说，当务之急是对企业进行改制，改制后通过收取土地使用费等，还能保证村庄公共设施的投入。否则，集体企业一旦“烂包”，村庄里经济一直依靠企业的村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后记

记录后寨祝福后寨

　　　　从2006年至今，我们一次次来到后寨，希望记录下后寨的存在以及它悄然发生着的变迁。我们相信这个村庄的故事，也许会对备受关注的“三农问题”研究提供一个真切的样本。

    和中国数以几十万计的村庄一样，后寨也如一艘小船，在时代的潮流中被裹挟着。

    无疑，土地是这个大集体中最敏感的一根神经。

    那是30年前了：当时全国都在包产到户，而后寨人不愿意分地。为此，县上把张志武“扣”了3天，让他回来给村民做“思想工作”，但村民还是不愿意分。直到乡上一位比较开明的领导，同意后寨可以暂时不分地，这个“大集体”才一路走了下来。

    曾经，作为不顺应历史潮流的“惩罚”，张志武的工资被扣到了1983年。直到这年夏天，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一位主任到后寨调研，说了句：不管走啥路子，只要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就是好路子！后寨人这才卸下了“思想包袱”，在“集体”的道路上走到了今天。

    30年如白驹过隙，如今的后寨，再次面临着选择。不分地，意味着继续吃大锅饭；分地，则意味着对企业进行妥善的处置，放弃过去“混”的观念，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但在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即使分了地，也不享有对土地真正的所有权，他们能一路走好吗？

    选择是艰难的，好在，后寨人理性而务实，分与不分，利益的考量最重要，而非路线的争执。无论个别人关于“人民公社好”的鼓吹是多么喧嚣，后寨人冷暖自知。

    我们祝福后寨，也祝福大地上千万个繁荣或凋敝的村庄。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愿它们承受的痛少一些。每一个靠劳动吃饭的农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本报记者 江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