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春节团拜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我会顾问伊莎白亲切握手
伊莎白：情系中国农村
何雁
伊莎白近影
每天清晨６点光景，小鸟儿才开始鸣叫，伊莎白却已早早起身，在电脑前工作了。一个小时后，吃早饭、听广播，继续写作。作为一名出色的人类学和社会学者，早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她在中国农村开展调查，至今从未间断。现今９１岁高龄的伊莎白忙碌着，要把数十年来的观察积累整理成书。
盐业合作社的经验教训
秋日的阳光洒在窗台上，伊莎白的家就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这一普通的宿舍里。恰逢北外校庆６５周年，老人格外神清气爽，波浪式的银发拢在脑后，腰板笔直，步履轻盈。要知道，她可是北外元老，从事英语教学５８年，桃李满天下。
老人说话极轻柔，沧桑的脸上泛起笑容，时光仿佛倒流……她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父亲是华西大学教务长，母亲在当地开办了一所幼儿园。伊莎白的童年和少女时代，有一半光阴在中国度过。成年后，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专攻心理学，１９３８年获硕士学位；随后，她回成都探望双亲，并且深入中国西部农村开展调查。
起先，伊莎白在四川阿坝藏族聚居区考察半年，向当地人推广先进的纺牦牛线技术。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受中华基督教联合会委派，她来到重庆璧山县兴隆乡（现为大兴镇），挨家挨户走访１４９７户人家，对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有了最初认识。
社会调查是为了在当地建立盐业合作社，从事改善农民生活的项目。盐业合作社成立之初，还从重庆北碚请来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两名乡村建设指导员协助工作。不久，就发现了问题：“合作社采取社员民主选举。指导员走后，召开社员大会重选领导，结果当选社长的，竟是当地盐霸，也是当地最大的鸦片贩子。后来，还发现合作社入股的农民多是佃户，他们根本没有钱，股金是地主给的。最后，合作社只好解散。”
这次失败经历，使伊莎白陷入思索：造成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源是什么？社会改良行得通吗？此时，她遇到来华的英国共产党员戴维·柯鲁克。戴维主张通过革命手段，推翻不公平社会，和平改良没有出路。“我被说服了。”伊莎白笑着说。１９４３年，她加入英国共产党。伊莎白与戴维最终走到一起，在战时伦敦结为情投意合的伴侣。
向世界介绍十里店土改运动
二战结束后，柯鲁克夫妇受美国记者斯诺《西行漫记》的启发，决定重返中国考察。１９４７年秋，他们持英共介绍信经香港转道上海和天津，进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驻地――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那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前一段时间进行的土改工作进行复查，纠正一些错误。十里店被选作土改复查的第一个试点。
柯鲁克夫妇穿起土布军装，住进了十里店。工作队进驻之前他们便深入农民家庭，经常端着饭碗蹲在地上和农民一起吃饭，促膝谈心，收集了这个村子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７年十年的历史情况和封建土地制度变革情况的材料。工作队进驻之后，他们形影不离工作队，密切观察他们的工作，与他们一同参加大大小小的村民集会。夜晚，开会的人群散去，柯鲁克夫妇的小屋透出灯光，打字机噼啪作响。
１９５９年，伊莎白与丈夫戴维合作撰写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在英国伦敦出版。２０年后，内容更为翔实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于１９７９年在美国纽约问世。这两部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使西方人真实了解了中国的土改运动。伊莎白高兴地说，河北文史出版社将于今年底出版这两本书的中文版。
柯鲁克夫妇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两次回访十里店，将采访见闻写成《阳邑公社的头几年》一书，于１９６６年在英国出版。１９８５年２月，夫妇俩第三次回访十里店，将当地的缺水情况，向河北省和邯郸地区人民政府反映，使村里有了一眼深水井。
柯鲁克夫妇与十里店淳朴的农民结下了深厚友谊，几十年通信往来不断。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第二代，他们的三个儿子曾代表父母多次回访，向当地小学捐资、赠送图书。
始终关注中国农村变迁
柯鲁克夫妇原计划对中国解放区的调查结束后，便返回英国。可是为了帮助新中国培养外语人才，他们慨然允诺在南海山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教，成为新中国英语教学园地的拓荒人。
紧张教学的同时，伊莎白与戴维仍然关注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变迁。１９６４年，中国农村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热潮，伊莎白去大寨考察两次。她发现，在学大寨的过程中，有的地方学得好，有的地方学得不好。以璧山县大兴镇为例，当地干部群众起先因地制宜地学习了大寨的成功经验，但是后来地方政府追求形式，生搬硬套，浪费许多农村劳动力，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要求农民垒坝必须将石头凿成正方，以求美观，是教条主义的学法。
伊莎白对青年时代工作过的乡村――重庆璧山县大兴镇始终不能忘怀，２０多年里，回访１０余次。谈起当地的情况，比土生土长的大兴人还熟悉。
伊莎白对贫困家庭孩子的失学状况深感揪心。１９９９年秋，她与好友――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柯临清，一起设立“伊柯专项基金”，用于资助大兴镇贫困学生，主要是９年制义务教育期间的学费。她将每月的离休金一分为二：少部分作自己的生活费，大部分存入“伊柯专项基金账户”。至今，已帮助１０多名贫困孩子，其中多数为失学女童。孩子们经常给远在北京的“奶奶”写信，使伊莎白感到精神上的满足。“今年，有３个孩子考上大学啦！”伊莎白欣喜地说。
自丈夫戴维２０００年去世后，步入桑榆之年的伊莎白一直注意收集大兴镇农村发展的历史资料，准备写成一部４０万字的书。对现行的新农村政策，她说：“农村实现可持续发展，要考虑环境保护问题；但也有一个矛盾，比如，大兴镇收入的一大部分来源于为重庆嘉陵摩托车厂加工零件的企业。企业排放的污水，污染了环境。镇领导责令企业控制污染排放，企业说，这样生产成本提高了，我们只有关门！所以，怎样解决这对矛盾，确实面临着困难。”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6-09-29 第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