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黄石的孩子》讲述的是：抗战期间，年轻的英国记者乔治·霍格（真人被称为“何克”）在湖北黄石遇到60名中国孤儿，为了逃离战火，他带着孩子们历尽艰险，从黄石一路走到甘肃山丹。这其实是一个有真实背景的故事，当年那些“黄石的孩子”中，还有不少人健在。

　　乔治·何克出身于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当时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不久。在游历了美国、日本之后，何克于1938年2月抵达上海。他本计划在中国停留两周，再去印度，最后返回英国。

　　此时，中日之间的战事正愈演愈烈。23岁的何克留了下来，当了一名临时通讯员，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撰写有关中国的稿件，后来又成为美国合众国际社的特约记者。

　　何克离开上海后来到汉口，然后到了北平。1939年春，何克独自一人从北平步行上路。他想跟活跃在北方山区的共产党、八路军取得联系，前去采访。然而，不幸的是，在旅行的头一个夜晚，他就染上了要命的斑疹伤寒，病倒在离北平不远的一家乡村小旅店里，命悬一线。

　　幸运的是，旅店里又住进一位40来岁的女护士——凯瑟琳·霍尔。她是新西兰人，旅居中国多年，当时正携带着一批从北平购置的药品，准备运往晋察冀边区。在凯瑟琳的救护下，何克奇迹般地扛了过来。清醒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已经身在红色边区。

　　在聂荣臻将军的邀请下，何克进入八路军驻地，参观了整个边区，甚至采访到了聂荣臻和朱德总司令。他把见闻都写进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书名叫《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

　　1945年7月下旬，甘肃兰州西北方向一座名叫山丹的小县城城南，有一所“培黎工艺学校”。正值暑假，学校师生们计划了一次远足，目的地是山丹城南的焉支山。

　　当时，校长何克的一个大脚趾头不知怎地碰破了。次日，就在培黎工艺学校的另一个校长——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带着远足的学生们离开学校不久，何克的病情开始恶化。

　　艾黎急匆匆赶回学校。察看了何克的病情后，猛然意识到何克可能得了破伤风，那可就凶险了！他赶紧给武威市一位徐大夫打了电话，徐大夫或许能确切地诊断出何克得了什么病。不过，武威距离山丹有160公里，大夫赶过来需要时间。

　　艾黎比何克大18岁，两人相识于1938年的汉口。那时，艾黎正在为工合运动而四处奔忙。“工合”是工业合作社的简称，目标是将难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进而为整个非敌占区提供一条工业战线。工合运动最早由斯诺夫妇和艾黎倡议，随即得到宋庆龄、宋美龄姐妹及国共双方的认可和支持。

　　1938年初夏，在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的介绍下，艾黎认识了刚到中国不久的乔治·何克。第二年冬天，何克参加了工合组织。

　　随后的日子里，何克在陕西、甘肃、山西、河南等地奔波工作，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不久，他就交了不少中国朋友，其中有一位好看的姑娘：小任。

　　小任是何克倾心爱恋的女友，名叫任立之，当时是“工合”妇女部的社员，在小学校里当教师。

　　1940年，发生了皖南事变，统一战线遭受重创，工合组织内部也开始排挤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任立之决定出走洛阳，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何克决定把小任送到洛阳，两人走一路聊一路，相约等战争结束了一定再见面。任立之还另外托付何克一件事。

　　任立之今年已经91岁，在北京安享晚年。她对记者回忆说：“我们妇女部里有个人叫聂长林，是地下党员。他有4个孩子，老婆又有病。聂长林为了躲避国民党迫害不得不离开后，一家生计就没着落了。”

　　好心的姑娘请求何克，如果有机会，略微照看一下聂家妻儿。何克慨然答应了下来。后来他所做的事，让任立之感动了60多年。

　　聂长林的四个孩子，老大叫聂广淳，老二叫聂广涵，老三叫聂广涛，老四叫聂广沛。四兄弟如今都健在，记者采访到了其中两位。

　　老大聂广淳今年80岁，家住吉林柳河县。老人清楚地记得，1941年5月，聂家老大、老二在陕西宝鸡的工合总部第一次见到了何克。何克很和蔼，兄弟俩跟着他离开了宝鸡。带着“两个儿子”，何克来到了秦岭脚下的小镇——双石铺。这里有一所“工合”开办的培黎学校，何克将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何克上任时，学校条件极差。

　　培黎学校是由路易·艾黎在中国创办的。从1940年开始，艾黎先后在兰州、洛阳、双石铺和成都等地开办了多所培黎学校，专门招收出身贫苦的农家子弟，教他们学知识学技术，向工合组织输送技术人才。

　　在何克的带领下，学校的设备一件一件添置起来，学生的人数也在增加。因为经费来源不稳定，物价月月猛涨，何克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

　　1942年底，聂家兄弟的母亲病故，何克又把老三聂广涛、老四聂广沛接了过来。在双石铺，聂家四兄弟跟着养父何克，度过了一段平静温馨的日子。

　　1944年夏秋，为躲避战乱，艾黎主张学校转移，搬到甘肃山丹去。这是一次庞大而复杂的行动。艾黎带着二三十名学生先行赶往山丹，剩下的一大摊子事全交给何克。要搬走的东西实在太多，最大的问题是，学校既没有卡车，也没有足够的钱，只有两辆大车。从双石铺到山丹，是1000多公里的漫漫征程，一群孩子大的大小的小，实在愁坏了年轻的校长。

　　历尽千辛万苦，直到1945年3月上旬，精疲力竭的校长和他的30多个孩子们终于到达山丹。

　　就在从兰州翻山越岭去往山丹的途中，何克度过了30岁生日。

　　在山丹，新的学校租占了一座大庙，重建很顺利，一切都在走上轨道。但谁也不知道，就在此刻，何克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

　　在焦急的等待之后，艾黎他们总算盼来了武威的徐大夫。徐大夫断定何克得了破伤风。治疗破伤风需要注射血清和抗生素，但徐大夫那里却没有。

　　艾黎四处打电话找药，并给四五百公里外的兰州“工合”办事处拍了电报，请他们立即派医生带药过来。艾黎本人则和几个没去焉支山旅游的大孩子轮流看护何克。

　　何克的病越来越危急，但治疗破伤风的药还没到。7月22日中午，何克终于没能抗过病魔。艾黎和学生们哭声一片。

　　第二天上午，出殡的队伍缓缓前行。正走着，只见远远地一辆汽车疾驰而来，医生和救命的药终于赶到了……

　　老三聂广涛和老四聂广沛一直不知道何克病了，等厨师老俞带他们去看何克时，只看到一座坟茔。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何克写下了“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的遗言。他的一切，从物质财产的角度讲，不过是打字机一台，照相机一部，手表一块。然而，他留给培黎学校的，远远不止这些。

　　何克去世不到一个月，日本投降。同年9月，伦敦《新闻编年史》发表文章，征募6名愿意去中国为“工合”组织工作的人。受何克精神的感染，有将近6000名年轻人回应了这份呼吁。后来，先后有二三十位外籍教师来到培黎学校任教。

　　（摘自《北京日报》 侯健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