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赤道的彩虹——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纪实
何雁
文章来源：大公网
图：荣大伟（后排坐者）与中国儿童在一起
三月，地球南端的新西兰，正值秋天。广袤原野，牛羊成群点缀其间；清澈海湾，漂浮一片片白帆；碧蓝天空，鸟群发出雄浑鸣叫……
地球北端的中国，却是初春，树木抽出新绿。今年三月二十日下午，天空飘起小雨，荣大伟（Dave Bromwich）与我在北京饭店饮茶。两天前，他抵达北京，为筹备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纪念会而来。
纽中友好歷史
荣大伟，现任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纽中友协，New Zealand China Friendship Society），全国总会长。新西兰人的淳朴，在荣大伟身上，彷彿表现得更为突出。别人的好处，他会记得，并总想回报。这一点，令我感动。
这个年逾六旬的新西兰人，何时与中国结缘？“我喜欢中国。或许，我上辈子也是中国人吧！”荣大伟半玩笑、半严肃地说出这句话，呵呵地笑个不停，把我也逗乐了！
原来，荣大伟父母是英国人，于一九五一年移居新西兰。次年，荣大伟出生。七岁时，他第一次见到中国物品，感到十分新奇。中国，像一块磁铁吸引着他！他忆起，偕妻女第一次访华，是在一九九一年。全家赴中国各地旅游，度过四年美好时光。其间，他还在连云港教授一年英语。
返回新西兰后，一九九七年，荣大伟投身纽中友好事业，成为一名甘于奉献的志愿者。二○○○年，他担任纽中友协全国执行委员。两年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贫困地区发展项目，频繁往来甘肃、广西、贵州等地，至今已访华三十七次。
纽中友协于一九五二年，在奥克兰（Auckland）成立。创立之初，协会主要目标是通过人民友谊，推动新西兰政府承认新中国。当时，新西兰人受冷战思维影响，普遍视中国为潜在威胁。中国被描绘成“困龙”，一旦脱困，将向南传播社会主义。这使协会开展工作十分困难。
“新西兰之子”路易．艾黎，是纽中友协开创者。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他发起中国工业合作运动（Gung Ho），在大后方建立两千家合作社，生产数十种民用及军需品，成为失业工人与难民生产自救、援助抗战的一支独特力量。
艾黎定居北京，写信指出：“对于援助，中国现在没有比开展和平与友好活动更为重要。”“海外朋友帮助中国人民最好方式，就是努力维持与发展友谊。”“我很荣幸与你们保持联繫，提供力所能及的任何帮助。”
白书玲（Shirley Barton）是艾黎信赖的人。一九四七年，新西兰海外救济总署（CORSO）招募人员，赴华支援工合运动，她报名前往。在山丹培黎学校，艾黎与学生们艰苦奋斗精神，使她深受感染。之后，她又赴上海，在宋庆龄领导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工作。
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一年，经她之手，向山丹培黎学校提供款项达一万英镑。艾黎总是说：多亏白书玲，学校才得以渡过难关，坚持到一九五三年人民政府接管。
新中国成立后，白书玲编辑艾黎第一本著作《有办法》。另一本《人民有力量》，在她返回新西兰后出版。她形容：“一九五二年建立的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尽其所能，无畏奋斗。召开集会发表演说，给总理与议员们写信，联繫媒体及代表团，组织影片放映，举办展览等活动。”一九五八年，纽中友协成为全国性组织，她是第一任秘书。
路易．艾黎说过：“如果何明清（Kathleen Hall）是个男子，她早就出名了。”何明清，新西兰护士。一九二三年，她来到中国，在山西、河北贫困农村开办诊所。至今，河北曲阳县宋家庄还流传一首歌谣：“生病不用慌，去找何医生；洋人好活计，手到病全除。”
一九三八年，日军加紧侵华，河北农村生活更趋艰苦。何明清目睹日军残暴，对中国人民深感同情。这期间，她结识加拿大医生白求恩（Dr. Norman Bethune）。
受白求恩大夫委託，何明清利用传教士身份，往返北平与河北之间，冒险穿越日军封锁线，为八路军购买药品、运送物资三十多次，输送抗日志士与医护人员四十多名。
一九三九年秋，日军烧毁何明清诊所，把她送上一艘开往新西兰的渡轮。但她从香港下船，加入中国红十字会，开始穿越中国内陆的危险旅程。旅途中，她患上严重脚气病，才依依不捨地返回新西兰。
生命最后十多年，何明清参与建立纽中友协数家分会。一九五八年，她当选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员。她一生清贫，却始终不忘为中国农村诊所筹集善款，直至一九七○年，走完人生之路。两年后，新西兰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毛利斗篷”故事
荣大伟特别提起一件往事。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纽中友协奥克兰分会长、首任全国总会长罗恩．梅森（Ron Mason），收到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今全国友协）一份电报：邀请您及四位朋友访问中国一个月，时间从七月至十月有效。
罗恩．梅森接受中方邀请，选派四名会员，包括拉梅（Ramai）与拉道尔．海沃德（Rudall Hayward）夫妇。拉道尔出生英国，是新西兰先锋电影人，其妻拉梅是一个生气勃勃、独立自强女性，十九岁，她拥有自己的摄影室，之后，她在拉道尔早期影片扮演主角。
这是新西兰第一个摄影组访华。他们来到神秘的中国，赴广州、上海、北京、武汉拍摄，製作三部纪录片，客观呈现新中国面貌，打破冷战背景下，西方对中国片面印象。
其中两部纪录片《走进红色中国》、《中国的奇迹》，仅限新西兰发行；《中国的子民》，则由拉梅编剧及导演，在世界各地销售。
摄製组成员应邀参加国庆庆典。纽中友协副会长汤姆．牛纳姆（Tom Newnham）所著《新西兰妇女在中国》（New Zealand Women In China）一书中，拉梅回忆说：“我们得知，晚上有机会献上代表毛利王（Korokī）善意的斗篷，所以我穿上毛利公主（Te Puea）赠送的传统裙子。最后时刻，我们被告知将登上天安门城楼。”
离开酒店时，拉道尔抓起摄影机。拉梅对他说：“你不要带它。”拉道尔还是坚持带上。这对夫妇与罗恩．梅森抵达天安门，城楼台阶上站满士兵。拉梅下意识以为，摄影机会被没收。登上城楼后，只见坐满“一排又一排重要人物”，拉道尔开始拍摄。
拉梅继续回忆：“有人把罗恩与我，领到毛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站立地方，提示我们可以把斗篷献上。毛身边有一名翻译，我光着脚与我的翻译，站在他面前。
“毛泽东向我表示欢迎。随后，我把斗篷繫在他的肩膀上。我告诉他，这是新西兰毛利王礼物，一件代表我们善意的礼物。我说：‘我们是世界最小民族，把这个礼物送给世界最大民族。’”
“毛泽东笑了。他鼓励我说：‘最小民族与最大民族一样伟大。’他把斗篷翻过来，问我羽毛如何织在一起。我母亲与祖母都是优秀织工，所以我高兴地回答他。”这一场景，成为《走进红色中国》一大亮点。
毛利人是新西兰原住民，独特毛利文化是新西兰国家象徵之一。作为毛利首领特有服饰，羽毛斗篷（Kahu huruhuru）代表尊贵与荣耀。
二○○四年，新西兰驻华大使麦康年（John McKinnon）听说这个故事，设法找到纪录片。观看之后，他託人四处打听，花费一年功夫，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找到了。当时，一位新西兰毛利首领恰好在中国访问，麦康年请他前往北京鉴定，证实正是这件斗篷。
斗篷约一米见方，以黄色羽毛为底，配以黑、灰色羽毛，羽毛来自鸡、雉、野鸭、信天翁与紫水鸡，用羊毛线编织成方形图案，大约製作于一九五○年。
二○一三年，新西兰国家博物馆（Museum of New Zealand，毛利语Te Papa）暂借这件斗篷，当年六月至十月，在惠灵顿（Wellington）展览。纽中友协荣誉主席邓里（Simon Deng）提供活动资金。
四月二十三日，斗篷迎接仪式十分感人，纽中友协会员领唱中国民歌《茉莉花》。毛利事务部长说：“毛利斗篷是一件重要珍品。我们盼望把它带回家，让新西兰人见一见。”
羽毛在风中轻轻摆动，展现动人时刻。每一根羽毛、每一缕毛线，均象徵威望（mana）、谨慎（manaakitanga）与权力（kaitiakitanga）。斗篷似乎有生命，离开故国，又重返故国。时光短暂，却带回一条信息：它是纽中文化大使，承载和平与希望。
二○一四年十月，在邓里艺术文化基金贊助下，《走进红色中国》由纽中友协全国副会长乔治．安德鲁斯（George Andrews）剪辑製成光碟，再次走进新西兰民众视野。这部新版纪录片，在中国也掀起一股热潮。
发扬艾黎精神
荣大伟经常去甘肃山丹。他质朴地说：我可以在高级酒店品茶，也可以去穷苦农村工作，吃乡下饭。山里人，每天三顿只有玉米粥喝！我要帮助农村穷人，路易．艾黎就是这样做的。
一九四○年，路易．艾黎在陕西宝鸡双石铺，创建培黎工艺学校。受日军威胁时，艾黎与英国人何克（George Hogg）率领六十名学生，跋涉到戈壁沙漠。在山丹古镇，路易租下旧庙作为教室，任命何克为校长。山丹培黎学校，为中国培养一大批优秀工程技术人才。
艾黎逝世半年前，一九八七年四月，山丹培黎学校重建。自此，纽中友协每年资助新西兰人来校支教。二○一四年二月，纳塔利．鲍伊（Natalie Bowie）被派往山丹。她在博客中记述：
二月十一日 我昨天在奥克兰，见到前两任老师布伦丹（Brendan）与吉米（Jimmy），一起聊了两个半小时。他们都说，在山丹教书，改变很多人生想法。那我又不明白了：既然这样，他们现在应该抢着钻进我的行李箱，与我一起去山丹啊！！
二月十七日 令我想不到的是，我选择去山丹教书，竟然得到这么多人支持与鼓励。我原以为没什么人，会对这个决定感兴趣。他们对我称赞：“你真勇敢、无畏、令人钦佩”等话，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三月十八日 我庆幸不是金头髮西方人。即使如此，我在山丹所到之处，得到“注目礼”也够多，大概不少于五百次吧。
三月二十九日 我不贊同的是，学生每周至少五天，从早上六点四十分上课，直到晚上九点半。有些学生周六还要上课，周日傍晚还有作业。虽然有课休时间，但是课程安排这样紧密，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
很多学生不愿意上英语课。我任课前几个星期，他们对外国老师的新鲜感还在，还都规规矩矩地上课。但是不多久，就开始搞小动作。我班有四十四名男生，大部分主修机械专业。他们好动，喜欢打篮球、摆弄电机，喜欢在女孩子面前耍酷。让他们坐在教室里，老老实实上英语课，可真是一种挑战。
更棘手的是，教学资源有限。只有一块黑板与一根白粉笔，剩下的，就是我的大嗓门。真庆幸，我带来三本英文杂誌。至今，我没敢把这些杂誌扔掉，因为我不知道下一个鼓励学生学习的教材道具是什么。
有一些好学的学生，很爱提问题，英文通常比较好。课堂上，也是他们抢答问题，并友好地用中文向其他同学解释。上周是我任课第六周，我把过去五周所教单词，重新復习一遍。当学生们告诉我“married”、“midnight”、“pumpkin”等单词含义时，我略感欣慰：学生们总算有进步了！
纳塔利是八十后青年。有时，她也自问：为什么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做志愿者？山丹生活艰苦。有一些事情，使她烦恼、消极，甚至懊悔。但她也说：比起艾黎当年承受艰苦，我是无病呻吟。
二○一五年三月，荣大伟到访山丹，给纳塔利的学生们上了一堂课，讲述艾黎故事与培黎校史。学生们很高兴，纳塔利更高兴：有机会用英语畅谈，真是痛快！
就在一年前，纳塔利结识一位新西兰青年，叫帕利．雷诺兹（Parley Reynolds）。他作为二○一四年度“纽中友协青年友谊大使”，来到山丹开展项目合作。
帕利认为，中国碳排放量百分之五至十，是生产水泥造成。所以，项目试点要建立一个清洁、绿色替代方案，鼓励农民学习种植、加工工业原麻纤维，製成一种价廉质轻、高强度建筑材料，用以代替水泥。
看到新西兰年轻人传承路易．艾黎精神，让荣大伟倍感欣喜。他说，艾黎在中国找到大爱。用孔子“仁义”思想，不难理解艾黎精神。二○○六年以来，纽中友协与工合、山丹合作社联盟、山丹培黎学校合作，在中国西北参与一系列扶贫项目。至今，协会已建立山丹县四十多家合作社，以及陕西省八家。山丹亦成为合作社示范县。
新西兰与中国，地球南端与北端，相距如此遥远，却没有阻隔人民之间交往。路易．艾黎，这位“新西兰之子”对中国的感情与贡献，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新西兰人，构筑联结两国人民友谊的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