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年10月20日上午，我突然接到多年不见的“工合国际”主席杨波打来的电话，说他的自传“熔炉”一书已出版，想寄我一本，问该寄往何处？听到这位老领导熟悉又亲切的声音，我又惊又喜。考虑到他的高龄和健康，商得他家人同意后，我决定亲自去看望他并把书取回来。那天阳光明媚，他坐在阳台晒暖，脸色红润，情绪很好。一见到我便把书和早已写好的简信一并交给我，还问了问工合国际近况。我告别前他让秘书另拿一本自传书叫我带给工合国际办公室。我万没想到，就在一个多月后，老人竟默然离世了！

    杨波同志是在1987年刚满66岁，按国家规定从轻工业部部长岗位上退休的。当时路易·艾黎和卢广绵、陈翰笙等老工合人在1983年“中国工合协会”恢复活动后，正继续为推动恢复1939年在香港成立的“促进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四处奔忙。艾黎以发起人名义向一部分关心恢复工合的中、外友人发函征求意见，希望他们参加恢复后的工合国际作执委或委员，其中包括美中友协主席丁恩、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的主席文达忠、在京工作的外国专家和老工合人陈翰笙、卢广绵约20多人，由艾黎任主席。其后曾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并在那里租了一间办公室开始办公。很遗憾，就在准备于1987年9月3日在友协礼堂正式举行恢复工合国际大会的前夕，艾黎突发心脏病住院，无法出席，会上只得由艾的挚友马海德代读他的发言。更不幸的是，艾老出院没多久，竟在12月27日辞世。这一来，工合国际恢复后的工作只得先搁置起来。

    1988年下半年中央决定工合国际靠挂对外友协后，友协章文晋会长两度劝请杨波出山，把艾老准备多时的恢复工合国际事担起来，以便给老人在天之灵和国内外关心此事的积极人士有个交代，以免产生不良影响。杨波最终接受了委托，通过委员们以通讯方式选举，他成为工合国际正式宣布恢复后的主席。

    杨波接任后首先把组建工作班子抓起来。在章文晋会长全力支持下，工合国际办公地点就设在友协的艾黎故居，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多是刚退休的友协干部，我就是一面处理艾黎后事，一面加入秘书处工作的。友协在解决接待工合国际的外宾、开会使用会场，解决秘书处人员吃饭等方面无一不尽力提供方便。杨波上任后，首先抓宣传工作，把艾黎与筹备期间委员们曾一起讨论过的工合国际章程草案、已宣布加入的中外委员名单等资料加以规整，印发了第一份介绍新“工合国际委员会”宣传单，而且亲自用毛笔写下这个名称，作为特有标记一直用下去。紧接又印发了对外友协艾黎研究室整编的《路易·艾黎论工合》的中、英文小册子，推介艾黎为什么要恢复工合、怎样恢复工合、以及工合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可起的作用等文章，向不熟悉工合历史和未来作用的新委员和一般群众做宣传。他还决定今后要定期出版中、英文的“工合国际通讯”刊物，让各委员能及时了解工合国际的活动内容，提出各人意见，拉近与各地委员的距离。就这样，工合国际的“复始之旅”开始出发了！

    为实现这一计划，杨波经过慎密考虑，倡议建立“纪念路易·艾黎合作事业基金会”，设法在国内外通过各种渠道募集资金。国内的中央财政部、北京市政府、甘肃省政府、中石油、中石化总公司都给于了大力支持；国外从新西兰政府、新中友协、澳中友协和其他外国朋友也热情捐助，很快募集了200余万元的基金。抗战年代的工合国际遗留在香港的5万元港币也投给了基金会。在杨波和各有关人士积极筹划下，于1992年1月30日在北京人大会堂正式举行了“纪念路易·艾黎合作事业基金会”成立大会，原国务院副总理黄华、康世恩任名誉主席，杨波任主席。基金会地址也设在友协，与工合国际秘书处联署办公。

    基金会成立后，工合国际先后为山丹、洪湖和龙口三个工合合作社实验区、点向基金会申请了扶助资金。开办后工作受到地方领导和各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工作一度进行相当顺利。经杨波主席的细心筹划安排，工合国际于1994年4月21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全体委员大会，热心于合作社工作的中外专家、学者，新西兰、澳大利亚、英、美等国和国内各地委员和代表70多人都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全体委员前往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朱镕基代总理的接见。朱总理在讲话中表示“我们对工合运动的历史和现在都予以充分的肯定”，并认为“合作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一种形式，是很有发展前途的，我相信在某些领域还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他还特意向新西兰、美国等9位工合国际委员表示，愿与他们共同探讨合作经济发展的道路。

     这次大会对所有工合工作者都是一大鼓励，国外的民间组织也日益对中国合作社的发展前景乐观以待。通过欧洲驻京的“兄弟为了人类”（BAM）组织代表推介，1994年5—6月杨波率工合国际代表团参加了在西班牙维多利亚市举行的国际工业、手工业合作社世界大会（CICOPA），并邀请代表团参观了国际闻名的西班牙“蒙特拉贡合作社联合体”。杨波会后还同“兄弟为了人类”组织负责人在巴黎举行会谈，加强合作关系。这次欧洲之行给工合国际打开同国际合作社联盟等组织加强合作交流的好机会，会后曾为上海一个自愿组成的青年合作社引来扩展业务的好机会，可惜后来虽一度开花却未能结果。

    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加速，工合国际实验区、点的合作社开始面临产品销售和管理上的新问题。90年代末工合国际秘书处人事的频繁变动，合作社培训人员的缺失，以及基金会收不回实验区、点贷款等难题，加重了杨波主席工作的负担，影响到他的健康。1998年底他辞去工合国际主席职务。由于政府新政策要求任何基金会登记的资金额度不得少于800万元，艾黎基金会在2005年12月19日召开了最后一次理事会会议，宣告停止活动。

    杨波是在退休后准备颐养天年的时候，又挑起恢复和发展路易·艾黎的工合遗业这一重担的。他终身从事国家财经领域的调研和实地领导工作，曾是陈云、薛暮桥那一代最高财经领导人的得力助手。他对“工合”原本不熟悉，但一旦上任成为领军人，马上就全力以赴，掌握全局，以他多年的经验智慧，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工合国际的复始之旅打造了一个良好的开局，充分显示了他在长期革命工作中久经考验的领导才能和人格修养。